耕地红线18亿亩:凭什么

既然城市化不仅不会吞噬耕地,还会节约耕地,在大城市周边搞耕地保护,把大城市郊区当成捍卫18 亿亩耕地红线的前线,固然吸引眼球、刺激神经,但这是在错误的地点打一场错误的战争。城市化不仅不是耕地红线的敌人,反而是其真正的朋友。

责任编辑:戴志勇 实习生 张梦瑶

(向春/图)

总有一些事情,得不到与其重要性相匹配的关注度。譬如,2013年12月30日,国土资源部、国家统计局与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发布了《关于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主要数据成果的公报》。

全国土地调查太重要了,1949年以来这样的调查才搞过两次,第一次是1984至1997年(一调),第二次是2007至2009年(二调),均是旷日持久的全国性普查。说调查结果与每一个人的生活与权益息息相关,绝非夸张。

一  二调数据姗姗来迟

凭空多出来的2亿多亩耕地,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冒出的?

根据第二次调查的进度安排:在2007年7月1日至2009年6月底,各地组织开展调查和数据库建设,完成全国调查工作;2009年下半年,各地对调查成果进行整理。也就是说,最晚到2009年年底,上面已经知道第二次调查的数据了。为什么整整四年后才出了一个简略的公报呢?理论上,详尽的《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早应该汇编出版了。

答案可能在于二调的数据太惊人了,或者更善意的推测是,因为二调的数据太惊人,所以需要多方面多渠道核实验证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根据公报,2009年全国耕地面积为13538.5万公顷,合20.30775亿亩,比基于一调逐年变更到2009年的耕地数据足足多出了2.038亿亩!

问题来了:这凭空多出来的2亿多亩耕地,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冒出的?上面(迁延到)2013年底既然公布了二调数据,是(最终)确信该数据相对于基于一调逐年变更的数据更加真实可靠吧?由此,更有趣的假设性问题是:如果在2006年时发现额外多出了两亿亩耕地,当年是否还会出台“18亿亩耕地红线”政策?抑或耕地红线会加码到20亿亩?在掌握了更可靠的数据后,有必要回看与检视耕地红线背后的逻辑。

二 调查技术进步带来2亿亩耕地增加? 

在没有现实利益干扰的前提下,把二调数据与多出来的2亿亩耕地(或其相当比例)归结为调查标准与技术的提高是不对的。

一种可以直觉想到的解释是,二调相对于一调,在调查标准的统一性与技术的先进性上高出许多,但这能(部分)解释二调多出来的2亿亩耕地吗?

确实,2007年7月15日(二调启动之初)与2008年9月1日国土资源部分别发布《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技术规程》与《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基本农田调查技术规程》,统一了土地尤其是基本农田调查计量与数据汇总的标准,这无疑是可以提高调查统计的精度的。

从调查技术看数据精度。二调由国家统一购置航空、航天遥感资料,统一制作正射影像图作为调查的基础底图。调查时间两年半,汇总分析半年。一调采用的基础底图,是由各县到测绘部门收集,往往要跑几个单位才能收齐;主要是不同比例尺的普通航摄照片及部分正射影像图(一般是经济条件较好的县才采用)。调查统计的时间达13年之久。

全国土地调查是以县为单位进行的,然后县级数据逐级汇总而成。两个调查,一个调查标准没有那么清晰统一,调查技术比较落后,另一个调查标准与技术几乎完美,那么,若没有任何现实利益的干扰,两个调查出来的数据与“真实数据”相比,就分别有两个接近正态分布的误差函数。这两个分布的均值均为0,但标准差(度量误差幅度)不一样,前者大一些,后者小一些。

考虑到内地有2800多个县级行政单位,如果县级政府调查汇总也分乡镇、分村庄或分其他小的单位进行的,乡镇总共有4万多个,村庄就更多了。那一个县内总有一些乡镇(村庄或其他小的单位)的统计比实际偏低,另一些偏高,最终结果接近实际是大概率事件,那就可以得出结论县级的数据已经比较可靠了。同样的逻辑,即使只看这2800多个县级单位,一些县级单位的统计比实际偏低,另一些偏高,全国数据接近实际是大概率事件。

这是说,调查标准与技术只影响误差函数的标准差,在数据加总之后,无论标准差大小,全国数据接近实际均是大概率事件。当然无可否认,标准差越小,加总数据接近真实数据的概率越大。好比度量一个人的身高,用厘米为单位总比以英寸为单位要精确一些(误差函数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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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刘之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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