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经济坐标（18）

联盟的博弈

——华为“被造城”

素来低调的华为总裁任正非可能没有想到，会遇上这么一桩“好事”。

去年末，热情的深圳政府——准确说是华为所在的龙岗区政府——对外高调宣称，要为明星企业华为造一座“城”，并且希望直接冠上华为的名号。

今年4月份，当龙岗区政府官员拿着规划图前往华为商榷时，任正非亲自接待。但他对华为周边即将兴建的那些高楼提出了异议，并明确表示“造城可以，但不要用华为的名号”。

但这并不能阻止政府的热情。当区里将方案上报到市里，没想到后者更加重视——8月中旬，深圳市给出新的意见： 充分尊重华为的意愿，重新修改规划方案。

天上掉下个“华为新城”

一开始规划面积为华为周边7平方公里。后来区里向市里汇报，后者非常重视，规划面积一下子翻了三倍多。

造城的想法，源于新上任的龙岗区区委书记蒋尊玉。

2009年10月24日，蒋接到委任状。12天后，他将第一次视察的第一站选在华为。

一位陪同的记者介绍，与以往的官员视察不同，蒋没有直接到华为总部，而是先坐车绕着华为周边转了一个多小时。

现年53岁的蒋尊玉自称是“华为的老朋友”。1998年，华为在龙岗坂田圈下1.3平方公里土地，建设总部基地，蒋正担任该地区规划国土分局局长。

彼时，坂田尚是布吉下属的一个镇，偏安于深圳关外，“荒地”一望无际。华为与富士康在同一年来到这里，给周边带来巨大商机，村民们不再种庄稼，转而开始“种房子”。几年时间，华为和富士康就被包围在了一片“握手楼”中。

但这种共生共长，却让华为片区变成了一个泾渭分明的两极地带，华为员工们描述说，“进门是欧洲，出门是非洲。”

华为基地如一座梦幻之城，宽阔干净的双向四车道两边，是四季常青的树木和花草，一大片欧式建筑掩映其中。在它周围，马蹄山村，新围仔、中心围、禾坪、风门坳等城中村形成一个包围圈，将华为那些建筑的光芒打了回去。

一个多小时的转悠中，蒋尊玉感受到了这样的逼仄。参观完华为，他主动提出，龙岗区会争取市里支持，通过改造周边环境、引进有实力的开发商、建设医院等生活配套设施，高标准打造一个“华为新城”，让华为员工在工作和生活上都能享受良好的环境。

接待他们的华为常务副总裁郭平当即开玩笑道，“华为总部周边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消费。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多建设点好吃好玩档次高一些的设施，华为人都比较喜欢吃，有几家上档次的餐馆就好了。”

然而，让华为没想到的是，两个月后，龙岗区政府对外组织了招标，开始研究华为周边的规划，并直接冠上了“华为新城”的名号。

龙岗区城改办副主任陈耀进介绍，一开始规划面积为华为周边7平方公里。12月下旬，龙岗区政府向市里汇报，市里也非常重视，规划面积一下子扩大到21.9平方公里，翻了两倍还多。

而且，名称也发生了改变，考虑到华为周边还有十多家高科技企业，干脆将名字改为“华为科技城”。

大部分与华为无关的“华为城”

华为媒体负责人顾科辉通过公关公司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造城是政府的主意，与华为无关。”

然而，让龙岗区政府没有想到的是，它们的一番“好意”，华为却表达了不同意见。

今年4月份，拿着规划图，龙岗区领导专程前往华为，任正非亲自接待。据知情者透露，对这一方案，任正非提出了批评，他明确表示，“造城可以，但不要用华为的名号”。

8月5日，华为媒体负责人顾科辉通过公关公司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造城是政府的主意，与华为无关。”

华为并不是没有建设热情——在其全球总部坂田基地的建设上，华为用心至深，累计投入已近100亿元。连由市政府投资建设的片区主干道，华为都自掏腰包几千万买来珍稀树种种在两边。

龙岗区城改办副主任陈耀进介绍，任正非对规划方案意见最大的，是华为周边即将兴建的那些高楼。

知情人透露，任也希望，“华为科技城”——如果要用这个名号的话——保持低密度。任甚至提出，希望将周边杂乱的建筑物推倒重来，以华为基地的高标准进行改造。他甚至拿出葡萄牙的里斯本作为规划建设的参照标准。

这个欧洲小镇是葡萄牙的首都，也是葡萄牙最大的旅游城市，整个城市分布在7个小山丘上，绿地占了这个小城面积的近20％。

而任之所以提出不要用华为的名号，据知情者透露，一是其奉行的低调风格使然；另一方面，任也觉得，这个“城”，绝大部分与华为无关。

根据目前正在编制的规划，华为科技城的定位是： 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功能的城市复合型片区。其中，包括至少五家四星级以上酒店、一批大型贸易综合体项目和众多楼盘。

坂田区街道办旧改办负责人连永京告诉记者，规划中将会为华为留出产业发展用地，但“留出多少，要视华为需要以及旧改推进力度”。

但不管留出多少，“华为科技城”中属于华为的地肯定是一小部分——华为坂田总部基地占地不过1.3平方公里，而设计中的这个“城”，占地为21.9平方公里，这几乎相当于华为所属的整个坂田街道（相当于镇）的面积。

“华为的事就是深圳的事”

“没有华为，深圳市就拿不下自主创新城市这块牌子。华为现状，政府有愧！”蒋尊玉说。

二十二年前，从部队转业的任正非以2.4万元资本注册深圳华为公司，开始代理香港HAX模拟交换机时，根本不可能想到有一天会受到如此礼遇。一个广为流传的细节是，那时任正非到银行请求贷款时，见谁都发名片，非常谦卑。

1998年，华为成为中国最大通信设备制造商。到了2009年，华为销售收入已达近1500亿元，其中一大半都来自全球100多个其他国家。

毫无疑问，坂田、龙岗、深圳，早已满足不了它的野心。在华为的全球布局中，深圳的地位逐渐弱化。

但恰恰与此相反的是，对于深圳来说，华为这样的企业却越来越重要。“华为咳嗽，龙岗区就开始打摆子。”龙岗区区长张备在媒体公开形容说。他们不可忽略的现实是，华为所创造的产值和出口分别约占到龙岗区工业产值的40％和35％。

据龙岗区税务部门的一位官员介绍，这个区的年税收计划甚至都是根据华为的销售额来制定。去年初，龙岗制定的目标是12.5％，因为华为年初预定的增长率为40％。但没想到，随后，占华为工业总产值约17％的一个分公司华为移动通信搬迁出去，导致这部分产值也转了出去，使得龙岗区保增长的难度遽然加大。

刚刚上任的区委书记蒋尊玉原打算去考察辖区的11个街道，获知这一消息后，决定哪儿也不去了，先去华为——也正是这次视察，促使其提出了建设“华为新城”的设想。

在这次座谈会上，蒋坦诚地说，“华为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华为的事就是深圳的事。”

除了税收的现实支撑，华为对龙岗和深圳的意义，随着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时期的到来，而愈发变得举足轻重。

到现在，华为已经是深圳市单位面积产出最高的企业。更重要的是，华为的存在为周边的产业升级提供了一个“火车头”。

在制造业遍地的深圳，华为是其中并不多见的科技企业。华为已经连续六年蝉联中国企业专利申请数量第一，连续三年蝉联中国发明专利申请数量第一。其所创造的专利数目占了深圳专利数的一大半，有公务员开玩笑说，如果华为搬离深圳，每年的汇报材料都不知道怎么写，至少，这些专利都将会是“零”。

当全国上下都提出要转型升级，而深圳更是提出要做创新型城市时，华为就成为了一张最拿得出手的名片。蒋尊玉在媒体公开表示说，“没有华为，深圳市就拿不下自主创新城市这块牌子。华为现状，政府有愧！”

其实，这几年来政府对华为已经是无微不至。

2005年，深圳专门成立了“服务华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就是市长。依次而下，区里和街道都设立了同类机构。

2006年，原本在距离华为十几分钟车程办公的坂田街道办干脆在华为对面租了栋厂房，改装成了“第二办事处”。这个办事处很快就成为主要办事处，街道办的领导都集中在此办公。街道办还专门成立了“华为周边整治办公室”，其中包括一支特别为此成立的城管执法机动中队。

负责这个辖区清洁工作的是坂雪岗城管所，全街道唯一一辆专用机扫车就放在这个所。所里唯一的一辆洒水车，每天唯一的工作，就是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不间断地围绕华为基地转。

造城计划更是政府对华为的“贴心服务”。负责初始方案设计的深圳市清华苑建筑设计公司总设计师张曙告诉记者，鉴于住房政策是吸引人才的关键，华为科技城在规划上还将对政策性保障住房配置有所倾斜。他表示，一般来说，工业用地中建设配套住房的比例是7％—8％，“在规划中，我们适度调高了比例”。

龙岗区城改办副主任陈耀进估算，整个片区仅公共配套设施的改造和新建，“初步预算需要110亿元”。

不同的算盘

新的方案规划说：“核心在于实现以华为带动地区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而非简单的‘华为＋地产开发’的模式。”

然而，虽然一面宣称“华为的事就是深圳的事”，但在另一方面，对于任正非提出的要求，地方政府却又有自己的想法。

“如果都像华为那样建低层，岂不是浪费？”龙岗区城改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直言不讳。

对于龙岗区，以及整个深圳来说，土地，如今成了最为稀缺的资源。

对于龙岗区的执政者来说，建设华为科技城，一方面，政府是想改善华为周边的环境；另一方面，也想傍上明星华为，借机发展。而打造华为科技城就是为华为这个强力的“火车头”提供一个发挥能量的平台。

龙岗区位于深圳关外，在深圳的八个区中，属于后进之列。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其虽然拥有华为、比亚迪等高科技企业，但除了税收，其实并未从中分享到更多好处。

“华为是深圳的名片，也是龙岗的名片。”龙岗区政府城改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龙岗应该依托华为的优势，做更多的事情。”

事实上，“华为科技城”的概念被提出之后，就成了龙岗区的一大热词，区领导几乎“逢会必提”。

5月份，龙岗区政府举行了专门的“华为科技城成果汇报会”，尽管方案的最终确定，还有待市里批准，但在各种场合，这俨然是一个已经成型的项目。几个月前，佳兆业新鸿基等地产商就已经与龙岗区政府签约，开始承建城中不同项目。在坂田街道办进门处，这些都被制成了展板以供参观。

“我们会尊重华为的意见，但肯定不是全盘接受。”不止一位受访当地官员向记者表示。龙岗区城改办副主任陈耀进介绍，不仅区里，市里同样很重视这个“项目”，之所以“汇报一次，面积就扩大一次”，就是因为大家“越想越清楚”。

不过，深圳市的打算并不一样。

对于规划方案，华为总裁任正非的不同意见引起了市政府的重视。8月中旬，市里给出了新的意见： 充分尊重华为的意愿，对规划方案进行重新修改。甚至连规划的设计方，深圳市政府都亲自指定了另外一家。

修改的意见有三： 一是调低周边的容积率，建议“不要用高密度的规划方案破坏华为本身的景观气场”；二是充分考虑华为自身产业发展用地，关联企业配套用地，以及华为员工的居住生活娱乐等各方需求；三是不要将眼光局限于龙岗，“要依托这一项目，带动周边的龙华、宝安等地发展”。

新的方案规划说：“核心在于实现以华为带动地区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而非简单的‘华为＋地产开发’的模式。”

而原名“华为科技城”也不再提及，新的设计方——具有市政规划甲级资质的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深圳分院给出了一个全新的名字：“深圳特区扩容示范区”。

附： 联盟的博弈

——河南是如何抢到富士康的

陈中小路

如无意外，8月20日，一个相当于四个富士康深圳龙华园区那么大的工业园，将开工建设。

这时候，距离郭台铭驻足这片空地正好两个月。

那是6月20日，35℃的高温天。下午三点多，一天最热的时候还没过，河南省省长郭庚茂已经赶到距离省会郑州25公里远的新郑机场，专程等待一位贵客的出现。

这位能劳烦省长亲自恭候的贵客，正是台湾首富郭台铭。这位电子界巨头，自称为“打不死的蟑螂”，旗下工厂的出口额占整个中国出口额近4％。

就在他的公司发生令人震惊的连跳事件时，地方官员们却接踵而至，争相与他见面。

离开机场，一行人驱车来到不远处振新路东侧的大片空地上，郭台铭与陪同的一众河南省官员在这指点交谈。次日一早，郭台铭就飞离郑州。

这不到半日的会面，宾主双方均秘而不宣。不过，郭台铭一边搂着一岁多的宝贝女儿小妞妞逗笑，一边与河南高官们洽谈的故事，在当地官场迅速传开。

而两个月后，一个规划占地面积达10平方公里、计划用人30万的富士康工业园将在这里开始生长。

落子中原

“（富士康项目）仅一期工程建成后，就能吸纳18万人就业，还能使全省的出口额翻一番甚至两番。”

这个大得惊人的工业园区，面积是富士康大本营深圳龙华园区面积的四倍多。这也是继武汉富士康科技园区之后，又一个巨无霸级的富士康项目。

记者获得的项目勘探资料显示，即便是本次率先启动的一期工程，整体占地面积也超过7000亩。而早前新华社只是保守描述称，“富士康工厂第一期占地约2000亩”。

根据富士康和郑州市政府初步达成的计划，作为富士康核心业务之一的苹果手机整机生产项目，将从深圳内迁至此，最早于明年上半年投产。

7月23日，这个项目的投资方“鸿富锦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已经在郑州市工商局注册成立，注册金额为1亿美元，投资总额达2.98亿美元。

该项目工厂计划将在2011年8月之前分三批交付使用，届时将达到日产苹果手机20万台的生产能力，保守估计年出口额也有130亿美元。

对此，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最近在一次内部讲话中说道，“（富士康项目）仅一期工程建成后，就能吸纳18万人就业，还能使全省的出口额翻一番甚至两番。”

根据郑州海关的统计数字，今年上半年河南省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77.1亿美元，其中出口46.5亿美元，预计全年出口额约为100亿美元，远不如富士康一个厂的出口额。

在河南，媒体已经在连篇累牍地憧憬，未来随着富士康和配套企业的入驻，以及物流、餐饮等服务业的发达，将诞生一个人口规模达50万的“新城”，地方政府则将在这里兴建学校、医院和公交系统等基础设施。

不仅如此，在郑州乃至周边地市，还有其他若干富士康投资的项目已经落地或正在商谈。

8月2日，在郑州出口加工区内，已有一个厂房面积达6万平方米的IT零组件项目宣布投产，并引得媒体广为报道。这个项目计划用工人数超过8000人，未来主要生产苹果手机外壳等组件。

此外，还有位于郑州中牟新区的一个IT插件及线缆项目、位于郑州金水区的富士康集团集零售、批发、电子商务、物流集散的大陆地区总部等项目，也在推进之中。

河南省商务厅外资促进处处长张旭升满怀期待地表示，“我们将继续争取更多项目落户河南各地。”

数年召唤

几年来，虽然领导小组上的人员名字，随着官员们职位变动不断变化，但当地对富士康的召唤，始终不变，却始终不得。

在张旭升看来，这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产业转移步伐加快”的形势下，河南、郑州两级官员“持续不断邀请”的结果。

在省长郭庚茂机场守候郭台铭之前，对富士康，河南已经历了三年乃至更长的守候。在这背后，还有河南对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期待，从李克强主政时代提出的“东引西进”算起，更是已有十几年之久。

郑州市政府文件显示，早在2007年，郑州市政府就成立了一个级别很高的“富士康科技集团郑州投资项目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小组由市长赵建才担任组长，多位副市级干部担任副组长，各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小组成员。

这时，当地一度传出富士康落户的风声。那一年，富士康的内迁初成趋势，在河北廊坊、湖北武汉、辽宁沈阳和营口等地相继投资建厂，但河南未能分羹。

此后，虽然富士康“IT产业园”等名称不断出现在河南省的重点建设打捆项目、对外经济合作项目、自主创新工程等各种名单上，但合作都无实质性进展，双方往来只是断断续续的保持沟通。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史璞指出，河南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省份，居民收入和财政收入水平有限，意味着靠消费和投资拉动经济的能力亦有限。而作为一个内陆省份，经济外向度也比较低，出口亦和沿海地区有较大差距。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富士康之于河南，意义非常直接——GDP、出口额、就业、税收等，还能撬动河南相对较弱的IT产业。

几年来，虽然领导小组上的人员名字，随着官员们职位变动不断变化，但当地对富士康的召唤，始终不变，却始终不得。

不过，这个梦想，却是伴随着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的不断增加而成真。

这时的富士康，和深圳的关系走向微妙，也加快了内迁的步伐： 一方面，在跳楼事件持续发酵过程中，富士康被深圳认定为“管理有问题”；另一方面，单位面积产出更高的华为、比亚迪等本土企业，正在获得更多青睐。而在民间、学界乃至政界，正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呼吁富士康为深圳的产业升级腾出空间。在一份深圳经信委的调研材料中，对于富士康这样的外资高新技术企业给出的描述中，专门提到“税收贡献较少，明显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在河南“竭尽全力”的邀请下，富士康心中的天平发生了倾斜。

迅速牵手

“当时，富士康的事情就是唯一的工作，我们就住在龙华。”

一直以来，河南只是激烈的富士康争夺战中的一员。

事实上，对富士康而言，邀请的话听得多了，省级领导亲自登门拜访已是常态，市级领导被拦门外的事情，亦有发生。

正是因此，多位河南官员认为，和富士康这样的企业打交道，这次的“上层路线”至关重要，比起过去自下而上的沟通方式，高层对话才是“王道”。

他们有了和郭台铭打交道的绝佳人选。

当地政界人士透露，去年年底到河南就任的省委书记卢展工，原为福建省委书记，福建本就是对台经贸工作前沿，因此卢展工与郭台铭过去在各种活动中时有碰面，早有交情。同样是去年调任河南省省长的郭庚茂，早前在河北省任职其间，亦是因为富士康廊坊厂的投资建设的关系，与郭台铭相熟多年。

在河南方面看来，合作转机是出现在3月，此时富士康跳楼事件尚只是初露端倪，还未引发全国性关注。

富士康派出了一个先遣组，到郑州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项目综合考察。“当时富士康绝口不提是否有投资意向，他们给我们一个提纲，对其关心的诸多问题予以咨询，从这些问题看，涉及IT产业、LED和人力资源等方面。”一位参与接待的官员透露，“那时候他们知道他们要做什么，我们不知道。”

这次考察之后，河南迅速将对接从市上升到省级层面。

5月中旬，郭台铭与河南省相关领导，在上海有过一次小范围的高层接触，拉开了双方谈判的序幕。而这正是跳楼事件集中高发之时，富士康内迁的步调明显加速。

“在那之后，河南郑州两级政府相关部门和富士康之间，一个月内展开了四轮商务谈判——我们去了一次，他们来了两次，最后我们再去了一次。”上述官员表示，四轮都是大规模谈判，参与范围广，涉及领域多，战略合作内容、落户政策、投资项目和人力资源等各方面问题全都涉及。

随着商务谈判的推进，6月20日下午，出现了本文开始的一幕，郭台铭会见郭庚茂，这虽不是两人就此事的第一次见面，但却是唯一一次郭台铭就此事亲临郑州洽谈。

当天，在参观了未来的富士康工业园所在地之后，郭台铭还被带去参观了郑州新区CBD，这是一个近几年当地巨资新建的一个现代化商业中心，在当地人看来，足可比肩上海陆家嘴和深圳深南大道。当地官员希望以此加强郭台铭投资郑州的决心。

晚间，宾主共进了一场花费不菲的晚宴。对河南的官员来说，富士康河南投资的悬念，可以说是觥筹间基本落定。

随后，由河南省常务副省长和分管招商的副省长带队，一个由各相关部门领导组成的几十人庞大代表团，前往深圳最后洽谈。

参与谈判的郑州市出口加工区管委会副主任张保成说，“当时，富士康的事情就是唯一的工作，我们就住在龙华。”

在那里，双方就项目等方面对接的各种具体问题，进行最后磋商，郭台铭偶尔也会参与。

6月29日，在富士康总部，分管招商的副省长宋璇涛和富士康财务总监黄秋莲代表双方草签了一份《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约定，将在电子信息产业、光电产业、物流产业和人力资源培训，销售网络建设等领域扩大合作与交流及投资规模……

“郑州速度”

为了给富士康准备厂房，郑州在16天里24小时连轴转，干完了32天的活。

协议签署之后，具体项目开始推进。仅一个月后，富士康在郑州的第一个项目投产。这个过程被当地媒体称为“郑州速度”。

对此，张保成举例称，富士康的厂房改造，16天24小时连轴转，完成了32天的活。“我们表现出来的速度，甚至都令富士康吃惊——此前，富士康的人，是认为河南政府比较低效的。”

在一些企业注册审批之类的环节上，当地政府亦以最高效率完成。比如说，海关备案一般是要两到三天，但在多方协调之下，郑州几个小时就完成了。

这类铆足全力配合富士康的故事，从谈判到合作展开以来不计其数。连富士康的招聘，都会通过省政府直接向各地区政府发文布置。

记者就曾在某政府部门看到，官员们在会议室里长时间开会商讨富士康项目具体事宜，外面一位按约前来办事的企业人员苦等两小时还未等到会议开完。“富士康的事情已经不是简单的招商，而是政治责任，从上到下，郑州市各局办各区县全部都是一把手亲自抓，到处亮绿灯。”郑州某开发区官员强调。

绿灯无处不在。卢展工也在内部发言中，表扬了郑州海关为了项目落地，积极请求国家海关总署给予特殊政策支持等做法。

新华社引述郑州市政府一位官员的表态称，为把富士康引进来，郑州市愿在土地供应、保障、税收、用工服务等各方面给予“最大限度的利益让步”。

据记者了解，富士康工业园区所在位置，郑州正在向中央申报综合保税区。获批之后，这里和出口加工区类似，在货物流入等环节免税或者退税，并在货物的进出和外汇等方面，享受诸多便利，对富士康这样的出口加工企业，极为有利。

在企业所得税方面，也获得了绝大部分企业无法企及的长年减免时限。此外，企业还可以在人员招聘、交通运输等方面，获得省市两级政府各种名目的财政补贴。

比如，因为内迁之后会带来运输成本的增加，河南专门为出口加工区的企业提供了财政补贴。省里的政策是出口1美元补贴1角人民币，市里也有奖励，是出口1美元补贴1、2、4角不等，富士康便是属于其中4角钱的。

土地方面，郑州给出了10平方公里的超大地盘。有郑州市官员透露，这个大体量的土地计划，正是吸引富士康的重要因素之一。不过，土地指标如何落实，将以什么方式提供给富士康使用，双方尚未公布。不过，如此大力度的项目供地，已在当地激起反对声音。

8月16日，河南省委统战网上发布的一则党外人士参政建言已经开始呼吁，谨防富士康们搬迁造成郑州有限的耕地被挤占。

迟疑的富士康

在谈判中，拥有主动权的富士康，对具体的项目投资，绝不轻易松口。

不过，绿灯大开并没有换来地方政府所希望的富士康慷慨撒钱。据记者了解，反而是在谈判中，拥有主动权的富士康，对具体的项目投资，绝不轻易松口。

以《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例，据张旭升介绍，最初河南省方面参照了富士康在其他地区的投资情况之后，把富士康所能涉及的所有领域都纳入合作范畴，希望全面拥抱。而在实际谈判过程中，富士康方面则是努力地不断把这个范畴缩小，这个协议在讨论中反复修改了八九稿。

当地亦有接近谈判的官员透露，双方在土地等问题上的商谈仍在持续，郭台铭对河南方面所作的让步并不满意，因而态度迟疑。

基于富士康这种多方争抢的阵势，富士康在河南的这些项目，未来能发展到什么规模，当地官员看来，心里也没底。

工商资料显示，目前富士康在郑州投资的两个公司，实缴资本还都是0。

另外，早些年富士康在一些内地城市的投资，实际运行几年下来，许多都未达到最初的规划规模。

直到现在，富士康工业园所在的航空港区管委会网站上，仍是用“重大项目”几个字，来暗示富士康项目。郑州市政府一位官员解释说，“如果草率披露出去，富士康反悔的话，我们岂不尴尬？”

（实习生杨鹏、张利安对本文亦有贡献。原载于《南方周末》2010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