骰子之城

Carsick Cars乐队主唱和吉他手张守望

    去年年末第一次去深圳演出，在此之前我对她的印象好像还停留在十年前北京三环边上那些巨幅的“春天的故事”宣传牌和她“文化沙漠”的“恶名”上面。对于一个1980年代出生的北京人来说，无论心理上还是地理位置，深圳确实有点遥远。上路之前，正好看了PK14乐队在国内巡演的纪录片，里面有乐队在深圳演出的片断，他们在舞台上依旧演奏着危险的发人深思的摇滚乐，同时导演也给了舞台下一个中年男人和一个姑娘正乐不可支玩着骰子的镜头。当时就觉得，这可真够拧巴的。
    事实上，在深圳根据地酒吧演出的一整晚我们似乎都在和此起彼伏的骰子声做着顽强的抗争。当然也有不少观众是专门看演出的，但整个气场被小小的骰子完全压制。我们试图制造最大的声响，可他们依然无法从那些该死的骰子游戏中逃脱出来。那一刻，我幻想着我们就是当年在咖啡馆里演奏的 The Velvet Underground，即使再丑陋，我们也要把看到的全部告诉他们，之后会从哪个昏暗的角落冲出个夹着包的中年人冲我们大喊：“你们再演这首歌就给我滚出去。”不过整个晚上，这种让人刺激的事情终究没有发生，大部分人像失去了情感似的，没有爱，没有恨，在这个晚上显然用不着思考他们的生活。每首歌演完，他们会暂时放下骰盅，抬下头，鼓六下掌，然后戛然而止。
    每个城市的演出都不太一样，上海和南京的观众会特别认真理智地看演出，他们会在结束的时候集体性地鼓十二下掌。而在北京，理智的人占少数，演出的时候通常夹杂着醉得一塌糊涂的人，你不能确定他的身份以及他烂醉的原因，总之通常是一片混乱。而在另一个背着“文化沙漠”黑锅的城市香港，我们却意外地认识了特别多有意思的年轻人，他们在巨大的经济压力和流行文化的侵蚀中坚持着自己理想，你要知道，这个时代有理想的人不多了，身体力行的人就更少。他们这次专门从香港过来看我们演出，后来才知道从香港到深圳只需要40分钟左右。有意思的是他们说以前从来没来过深圳，一般年轻人也都不来这边，但一到周末就会有大批的香港中年人到深圳寻欢乐。
    “最后一首歌送给一个充满骰子的城市。”我试图激怒他们。
    演出结束，收拾设备，准备告别这个走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城市。除了根据地酒吧和来看我们演出的人以外，我似乎对这座城市没有任何特殊的感情。
    在演出之后一直在想Lou Reed在他的《rock n roll》里唱的：“珍尼说她那时只有5岁，什么新鲜事也没发生，你知道父母迟早会把我们毁掉，两台电视两辆豪华车根本帮不了我。一天早上她打开纽约电台，她无法相信她听到的声音，她开始随着音乐舞蹈，摇滚乐拯救了她的生命。”
    我想这绝对是个错误，没有什么能拯救一个人的灵魂，它可能被扣在铁盒子里，或许也被扣在时代的骰盅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