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改革史话之二】刘坤一与晚清政局

晚清积弱，无力抗拒列强，洋务外交，多行以夷制夷，已成惯例，李鸿章亲俄，刘坤一张之洞亲英、日，在筹划东南互保时，他们立场相同，尚能互相支持，结为盟友，但一遇外交纠纷，难免龃龉，尤其事关国家主权，常要据理力争。

庚子年间的义和团运动，为祸华北东北数省达一年之久，引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虽以签订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和多项惩罚性条款的“辛丑和约”了结，但它留下的后患，贻害连连，涉及内政、外交、经济、军事诸多方面，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

就在北方陷入战乱之时，东南各省却保持了安定局面，南北形势，俨然判若两国。议和期间，朝廷在各国领事的一致要求下，惩治了一批祸首，同时也表彰了一批在保护东南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官员，刘坤一居功臣之首。议和期间，他联合张之洞等督抚抵抗俄国侵占东北，反对与俄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辛丑夏，他又与张之洞联手起草变法奏折，五、六两月，连上三折，成为清末新政的纲领性文件；其后，他又在赔款问题上与外国交涉，竭力减少损失，在督导中英商约谈判时，据理力争，维护国家利益，直至病逝职所。

刘坤一去世后，太后懿旨表彰他：“秉性公忠，才猷宏远，由诸生起家军旅，屡建功勋，洊历封圻，克勤厥职，简授两江总督兼充南洋大臣十余年来，镇抚地方，军民爱戴，办理交涉，悉协机宜，前年近畿之乱，该督保障东南，匡扶大局，厥功尤著，老成硕望，实为国家柱石。”（《刘忠诚公（坤一）遗集》，卷首“上谕”，文海出版社，1966）

保障东南，匡扶大局

清承明制，高度集权，朝廷不设宰相，皇帝独揽大权，以数位军机大臣参与要政，备询、筹策、传奏、拟旨而已，他们既无衙属，亦无治权，不能独立执行政务，内阁部院，外省督抚，均直接承命皇帝，军机处和内阁部院对督抚既无管辖权，又无节制权，即使参劾，是否处分也是由皇帝说了算。清初的总督多以将军充任，辖制一至数省，其职责为“掌釐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但偏重于军政，而巡抚则“宣布德意，抚安齐民”，偏重于民政。

洪杨之乱，朝廷军队不敌太平军，八旗劲旅，悉数瓦解，湘勇淮兵，异军突起，曾、李、左、刘等统兵大帅，平乱之后，洊历封疆，此时清朝统治，全赖湘淮军力维持，同光两朝，朝廷虽在近畿训练军队，有挽回外重内轻之意，然“诸侯”之势已然坐大，一时难以挽回。甲午战败，淮军大挫，李鸿章削职，但不久即出任两广总督，与湘军系的代表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清流系的代表湖广总督张之洞，成为鼎立东南的支柱。

清朝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东西、南北的直线距离都在五千公里以上，又被高山大河海洋荒漠分割成不同的地理区域，四亿五千万人混居在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而行政区划承继元朝的行省制度，既不合理，又不均衡，大省小省，面积、人口、资源、贫富相差悬殊，朝廷也无力调剂，只能靠督抚各尽其责，维持生计。边省与内地，在国土安全上承受的压力更为悬殊，边省战争风险极高，对外交涉频繁，同样是保境安民，边省督抚在内政、外交和军事上的责任，远远大于内地督抚，政务烦剧程度，远胜于后者。

在交通落后、信息不畅的清代，天高皇帝远，督抚成了皇帝在各省行使统治权的最高代表，一遇匪祸民乱，外国入侵，朝廷无力抵御时，就要靠督抚自谋对策，自筹兵饷，剿匪平乱，对外交涉，以安定地方秩序，庚子年的东南互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