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坡上的村姑——李牛花
“李牛花，我们走了，希望你好好养病！”她满脸泪花，什么话也不说，只是用手扶着墙看着我。当我转身要去追赶“队伍”时，她突然开口说：“卢同志，你比雷锋还要好！”
1965年10月，上级抽调我参加了“四清”工作队。这是“大四清”开展以来第二次抽调干部下乡。第一批是“机关里的精兵强将”，而我们则是后援和补充。上级要求我们“到火热的阶级斗争中去锻炼”，“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嘉兴市委副书记在动员大会上说得很明确：“不许强调客观困难，不许讨价还价。谁如果说自己的身体不好，谁就在腰里挂上药瓶子，向农民借个长凳子，到田间参加劳动！”
记得那天刚过完国庆节，上级一声令下，就叫我们上路。我告别了刚刚做完人工流产躺在床上的妻子和不满两周岁的女儿，用竹扁担挑起自己的全部行李，步行到嘉兴火车站。比我先到车站的队员已经不少，旁边还有一大堆赶来送行的亲属，脸上都没有笑容，个个默默无语，有的还在偷偷抹泪——此去不知开往何方，更不知何日可归。
火车载着我们朝南开去。开过杭州不久，到达一个小站。带队的人叫我们统统下车，然后又吩咐我们各自挑起行李继续赶路，大约走了12里路，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终于到达一个公社所在地。这才知道，我们搞“四清”的地方，是萧山县戴村公社。
我们边吃饭边听带队人向我们宣布纪律，好像当年八路军要开辟敌后根据地，“以最严明的纪律、最简陋的装备，在最艰苦的环境下去迎接新战斗”。午饭后已是下午三点多，命令我们立即分组出发，奔赴指定的生产大队。我们小组共计11人，目标李家坞。
这是我第一次跨过钱塘江，来到“上八府”。这里气候温和，风景秀美，是个半山区。山不高，分散，少有连绵起伏的山峦。山与山之间是平展耕地。一眼望去像碧绿海洋，一座座小山就像突出海面的小岛，郁郁葱葱，使人心旷神怡。
李家坞与众不同，坐落在一个山坳，背后是百米以上的高山，高山伸出双臂，由高而底，向前延伸，形成一个圆形包围圈，像母亲怀抱婴儿一样，把李家坞这个百十户人家的村庄抱在胸前，只有从东南方向入口处，才能看见大队全貌，全大队土地都在双臂包围中。黄昏时分到达目的地，有老队员为我们联系好住宿人家。我被安排在下中农李裕定家。我们队员轮流烧饭，在大队部集中吃。上级通知我们，新队员进村后暂时一律不介入政治斗争。我们的主要任务，一是“吃透”中央文件，二是学习老队员经验，三是初步了解农村情况。
当时中共中央对农村工作的文件很多，都是最新制定的政策。“浙江省社教工作团”为了我们便于学习掌握，将文件汇编，发给我们人手一册，简称《一百五十一条》，这是我们工作的武器，也是我们一切言行的准则。
进村第二天就进入了每一天的紧张学习，从第一条开始，咬文嚼字，深入讨论，不时展开争论。组长曹洪源是个身材高大、气势豪爽、心胸宽阔、勤奋好学、颇有幽默感的山东大汉，土改时当过区长，现在是一个大公社（包括三个公社）的党委书记。他曾在撞入赌场去抓赌时手枪走火，打死了自己带去的一名干部，因而被判刑一年，监外执行，此时期满不久，刚刚恢复党籍。他把我们的学习生活安排得有条不紊、轻松愉快。他还带我们每天早晨爬小山，一有机会就爬大山，并在山上吟诗作赋，讲一些笑话。
一次我们爬大山。山坡与地面约成70－80度角，崎岖险峻，累得我们上气不接下气。不料爬到中途，从山上下来一位农民，肩上扛着三根刚刚砍下的大毛竹阔步而来，只因我们挡了路才停下脚步。我看着他肩上碗口粗、足有五六米长的大青竹，就问他三根毛竹有多重，他说大约一百五十多斤，我们都很惊讶。我看他大约是三十多岁，不料一问，才知道他已经五十多岁，这更使我们惊叹不已，山村农民居然如此健壮！
然而不久我就得知，这里农民寿命并不长。尤其是男人，全村没有一个超过60岁。原因很多，其中多数人是患关节炎而死。山间有一小溪，从李家坞鳞次栉比的木屋中间婉转流淌而下，农民们的吃、喝、用，全靠这条溪水。他们每天劳动完毕，都要到溪中去洗脚洗身。满身的汗水，在冰冷溪水中“激”，很容易得关节炎。村里有好几家有严重患者在最近死去。
我的房东李裕定是个憨厚的农民，头戴一顶绍兴帽，很像鲁迅笔下的“闰土”。那年他39岁，刚娶了27岁温柔贤惠的妻子，我住在他家二层楼顶阁楼里。可我每天要赶到大队部去吃饭，所以很少有机会找他聊天。有一天我有意地提前吃完晚饭回去找他们夫妻俩聊天，可他们听不懂我的话（无论是普通话还是嘉兴话），只是腼腆地向我微笑。我问他：“今天你俩收的棉花，是队里的还是你们自己的？”他似乎听懂了，回答说：“吁——哟！”我又问他：“你们吃的山芋，是队里分给你们的，还是自留地里的？”他又回答说：“吁——哟！”我明白了，他说的是：“我自己的哟！”于是我点头，他笑了。然后他就比比划划地指着坡下一户邻居对我说了一堆话，我隐约知道了邻居的女儿得了关节炎，心中不免一震。
第二天晚饭后，我照样提前回去，直奔邻居家里。说明来意，主人立刻唤他女儿从里屋出来。他女儿艰难地“挪”出来，坐在床上，两眼直愣愣看着我。我告诉她，我是工作队的，特意来看看你。然后我就问她：
“你这病生了多久了？”
“一年多。”她似乎有点文化，听得懂我的话。
“一年前你能下田劳动吗？”
“当然，一年前我好好的，不知现在怎么这样了！”她伸出手给我看，手腕关节突出，比手掌还宽。脚腕关节也是突出的，比小腿还粗。瘦小的身子，满身粗硬的关节，不能自由弯曲，连穿衣都困难，她哭了：
“卢同志，你看我，去年放牛还能翻过两个山头，今年怎么连家门都难出了？我将来怎么办啊！”
我问她：“你今年几岁了？你叫什么名字？”
“我19，叫李牛花。”
我又问她爸爸：“你有没有带她到医院看过？”她爸爸说看过，但看不好。
李牛花得的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也听说过这是一种难治之症。但我听说公社里驻扎着上海巡回医疗队，所以劝他再送女儿去看看。可是他说：“不去了，我家的钱都花光了，再去看只有卖房子了。卖了房子也看不好，怎么办呢？”
我说：“可是如果不去看，她既不能劳动，又不能出嫁，你岂不要养她到老？”
他说：“没办法，只好走到哪里算哪里了！”
听了他的话，我通宵未眠。我不忍心就这样下去，决心自己送她去找上海医疗队。
第二天我向组长请了假，只说是到公社去一趟，并未说去干什么。我向农民借了一辆独轮车——这是山村里惟一的运输工具，找了一根绳子，要送李牛花去看病。不料在整理车子的时候，被我同组的队员韩志海看见了，他问我要干什么，我就把实话告诉了他。他说：“那怎么行？独轮车很难推，你又没有推过，你不怕翻到山沟里去？”我说我小心点、慢慢推，总是可以的。他说：“不行，还是让我和你一起去吧！”
于是，韩志海在前面拉，我在后面推。让李牛花坐在车的左半部，右半部放上一块大石头保持平衡。我们沿着山的“右臂”在蜿蜒的小道上一路小心，走了整整9里路，终于找到了上海巡回医疗队。
我擦去头上的汗水，向医生说明了来意。医生说：“你们来得巧，否则你就找不到我们了，因为我们明天就要离开这里。”他告诉我们：“此地生这种病的人很多，虽然是个难治之症，但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减少病者的痛苦。”他立刻为李牛花进行了一次针灸，并开了一些药。还答应我，在他们离开之前，把针灸的技巧教给公社赤脚医生，要求她坚持为李牛花继续治疗。我心里非常高兴，觉得李牛花还有康复希望。
药费是五元钱，我立刻为李牛花付了。那时的五元钱，是我每月生活费的四分之一。我们沿着来路把李牛花推回了村里，我和韩志海觉得很安慰，心中升起一线希望，
希望李牛花重新拿起牧鞭，翻过两个山头，让牛儿去吃那边的丰盛青草。将来长大了嫁给一个勤劳的小伙子，过一辈子幸福生活。
可是没几天，上级来命令，叫我们第二批队员立刻撤离，去开辟“四清”新战场。除了房东，我没来得及向任何村民告别。我们一大早整理，挑着自己行李，一步步走下石阶，穿过整个村庄，排着整齐的队伍出发。不料当我刚刚走出村口，忽然听到一个清脆的声音：“卢同志！卢同志！”我回头一看，从墙边闪出半个身子在叫我的，正是李牛花。
我愣住了，她怎么会在这儿？离她家这么远的距离她是怎么“挪”过来的？我不由自主地跑过去，对她说：“李牛花，我们走了，希望你好好养病！”她满脸泪花，什么话也不说，只是用手扶着墙看着我。当我转身要去追赶“队伍”时，她突然开口说：“卢同志，你比雷锋还要好！”说得我不知如何回答。从此我离开了李家坞。记得那天是1965年11月8日，我们“练兵”刚满一个月，然后就转入余杭县，先后在塘南和五杭两个公社开展了长达14个月的“四清”运动。
36年过去了。那怀抱着李家坞的青山，山上那一片片翠绿的竹子，那散发着浓郁香味的小松树，从山上流下的那清澈见底的溪水，那鳞次栉比的木屋，还有那扛着青竹下山的壮汉，我的房东“闰土”，身体瘦小的李牛花……如今历历在目。屈指一算，“闰土”李裕定，今年应该是75岁；李牛花应该是55岁。可是，他们如今还健在吗？
记得那天刚过完国庆节，上级一声令下，就叫我们上路。我告别了刚刚做完人工流产躺在床上的妻子和不满两周岁的女儿，用竹扁担挑起自己的全部行李，步行到嘉兴火车站。比我先到车站的队员已经不少，旁边还有一大堆赶来送行的亲属，脸上都没有笑容，个个默默无语，有的还在偷偷抹泪——此去不知开往何方，更不知何日可归。
火车载着我们朝南开去。开过杭州不久，到达一个小站。带队的人叫我们统统下车，然后又吩咐我们各自挑起行李继续赶路，大约走了12里路，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终于到达一个公社所在地。这才知道，我们搞“四清”的地方，是萧山县戴村公社。
我们边吃饭边听带队人向我们宣布纪律，好像当年八路军要开辟敌后根据地，“以最严明的纪律、最简陋的装备，在最艰苦的环境下去迎接新战斗”。午饭后已是下午三点多，命令我们立即分组出发，奔赴指定的生产大队。我们小组共计11人，目标李家坞。
这是我第一次跨过钱塘江，来到“上八府”。这里气候温和，风景秀美，是个半山区。山不高，分散，少有连绵起伏的山峦。山与山之间是平展耕地。一眼望去像碧绿海洋，一座座小山就像突出海面的小岛，郁郁葱葱，使人心旷神怡。
李家坞与众不同，坐落在一个山坳，背后是百米以上的高山，高山伸出双臂，由高而底，向前延伸，形成一个圆形包围圈，像母亲怀抱婴儿一样，把李家坞这个百十户人家的村庄抱在胸前，只有从东南方向入口处，才能看见大队全貌，全大队土地都在双臂包围中。黄昏时分到达目的地，有老队员为我们联系好住宿人家。我被安排在下中农李裕定家。我们队员轮流烧饭，在大队部集中吃。上级通知我们，新队员进村后暂时一律不介入政治斗争。我们的主要任务，一是“吃透”中央文件，二是学习老队员经验，三是初步了解农村情况。
当时中共中央对农村工作的文件很多，都是最新制定的政策。“浙江省社教工作团”为了我们便于学习掌握，将文件汇编，发给我们人手一册，简称《一百五十一条》，这是我们工作的武器，也是我们一切言行的准则。
进村第二天就进入了每一天的紧张学习，从第一条开始，咬文嚼字，深入讨论，不时展开争论。组长曹洪源是个身材高大、气势豪爽、心胸宽阔、勤奋好学、颇有幽默感的山东大汉，土改时当过区长，现在是一个大公社（包括三个公社）的党委书记。他曾在撞入赌场去抓赌时手枪走火，打死了自己带去的一名干部，因而被判刑一年，监外执行，此时期满不久，刚刚恢复党籍。他把我们的学习生活安排得有条不紊、轻松愉快。他还带我们每天早晨爬小山，一有机会就爬大山，并在山上吟诗作赋，讲一些笑话。
一次我们爬大山。山坡与地面约成70－80度角，崎岖险峻，累得我们上气不接下气。不料爬到中途，从山上下来一位农民，肩上扛着三根刚刚砍下的大毛竹阔步而来，只因我们挡了路才停下脚步。我看着他肩上碗口粗、足有五六米长的大青竹，就问他三根毛竹有多重，他说大约一百五十多斤，我们都很惊讶。我看他大约是三十多岁，不料一问，才知道他已经五十多岁，这更使我们惊叹不已，山村农民居然如此健壮！
然而不久我就得知，这里农民寿命并不长。尤其是男人，全村没有一个超过60岁。原因很多，其中多数人是患关节炎而死。山间有一小溪，从李家坞鳞次栉比的木屋中间婉转流淌而下，农民们的吃、喝、用，全靠这条溪水。他们每天劳动完毕，都要到溪中去洗脚洗身。满身的汗水，在冰冷溪水中“激”，很容易得关节炎。村里有好几家有严重患者在最近死去。
我的房东李裕定是个憨厚的农民，头戴一顶绍兴帽，很像鲁迅笔下的“闰土”。那年他39岁，刚娶了27岁温柔贤惠的妻子，我住在他家二层楼顶阁楼里。可我每天要赶到大队部去吃饭，所以很少有机会找他聊天。有一天我有意地提前吃完晚饭回去找他们夫妻俩聊天，可他们听不懂我的话（无论是普通话还是嘉兴话），只是腼腆地向我微笑。我问他：“今天你俩收的棉花，是队里的还是你们自己的？”他似乎听懂了，回答说：“吁——哟！”我又问他：“你们吃的山芋，是队里分给你们的，还是自留地里的？”他又回答说：“吁——哟！”我明白了，他说的是：“我自己的哟！”于是我点头，他笑了。然后他就比比划划地指着坡下一户邻居对我说了一堆话，我隐约知道了邻居的女儿得了关节炎，心中不免一震。
第二天晚饭后，我照样提前回去，直奔邻居家里。说明来意，主人立刻唤他女儿从里屋出来。他女儿艰难地“挪”出来，坐在床上，两眼直愣愣看着我。我告诉她，我是工作队的，特意来看看你。然后我就问她：
“你这病生了多久了？”
“一年多。”她似乎有点文化，听得懂我的话。
“一年前你能下田劳动吗？”
“当然，一年前我好好的，不知现在怎么这样了！”她伸出手给我看，手腕关节突出，比手掌还宽。脚腕关节也是突出的，比小腿还粗。瘦小的身子，满身粗硬的关节，不能自由弯曲，连穿衣都困难，她哭了：
“卢同志，你看我，去年放牛还能翻过两个山头，今年怎么连家门都难出了？我将来怎么办啊！”
我问她：“你今年几岁了？你叫什么名字？”
“我19，叫李牛花。”
我又问她爸爸：“你有没有带她到医院看过？”她爸爸说看过，但看不好。
李牛花得的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也听说过这是一种难治之症。但我听说公社里驻扎着上海巡回医疗队，所以劝他再送女儿去看看。可是他说：“不去了，我家的钱都花光了，再去看只有卖房子了。卖了房子也看不好，怎么办呢？”
我说：“可是如果不去看，她既不能劳动，又不能出嫁，你岂不要养她到老？”
他说：“没办法，只好走到哪里算哪里了！”
听了他的话，我通宵未眠。我不忍心就这样下去，决心自己送她去找上海医疗队。
第二天我向组长请了假，只说是到公社去一趟，并未说去干什么。我向农民借了一辆独轮车——这是山村里惟一的运输工具，找了一根绳子，要送李牛花去看病。不料在整理车子的时候，被我同组的队员韩志海看见了，他问我要干什么，我就把实话告诉了他。他说：“那怎么行？独轮车很难推，你又没有推过，你不怕翻到山沟里去？”我说我小心点、慢慢推，总是可以的。他说：“不行，还是让我和你一起去吧！”
于是，韩志海在前面拉，我在后面推。让李牛花坐在车的左半部，右半部放上一块大石头保持平衡。我们沿着山的“右臂”在蜿蜒的小道上一路小心，走了整整9里路，终于找到了上海巡回医疗队。
我擦去头上的汗水，向医生说明了来意。医生说：“你们来得巧，否则你就找不到我们了，因为我们明天就要离开这里。”他告诉我们：“此地生这种病的人很多，虽然是个难治之症，但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减少病者的痛苦。”他立刻为李牛花进行了一次针灸，并开了一些药。还答应我，在他们离开之前，把针灸的技巧教给公社赤脚医生，要求她坚持为李牛花继续治疗。我心里非常高兴，觉得李牛花还有康复希望。
药费是五元钱，我立刻为李牛花付了。那时的五元钱，是我每月生活费的四分之一。我们沿着来路把李牛花推回了村里，我和韩志海觉得很安慰，心中升起一线希望，
希望李牛花重新拿起牧鞭，翻过两个山头，让牛儿去吃那边的丰盛青草。将来长大了嫁给一个勤劳的小伙子，过一辈子幸福生活。
可是没几天，上级来命令，叫我们第二批队员立刻撤离，去开辟“四清”新战场。除了房东，我没来得及向任何村民告别。我们一大早整理，挑着自己行李，一步步走下石阶，穿过整个村庄，排着整齐的队伍出发。不料当我刚刚走出村口，忽然听到一个清脆的声音：“卢同志！卢同志！”我回头一看，从墙边闪出半个身子在叫我的，正是李牛花。
我愣住了，她怎么会在这儿？离她家这么远的距离她是怎么“挪”过来的？我不由自主地跑过去，对她说：“李牛花，我们走了，希望你好好养病！”她满脸泪花，什么话也不说，只是用手扶着墙看着我。当我转身要去追赶“队伍”时，她突然开口说：“卢同志，你比雷锋还要好！”说得我不知如何回答。从此我离开了李家坞。记得那天是1965年11月8日，我们“练兵”刚满一个月，然后就转入余杭县，先后在塘南和五杭两个公社开展了长达14个月的“四清”运动。
36年过去了。那怀抱着李家坞的青山，山上那一片片翠绿的竹子，那散发着浓郁香味的小松树，从山上流下的那清澈见底的溪水，那鳞次栉比的木屋，还有那扛着青竹下山的壮汉，我的房东“闰土”，身体瘦小的李牛花……如今历历在目。屈指一算，“闰土”李裕定，今年应该是75岁；李牛花应该是55岁。可是，他们如今还健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