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汇】异乡人 文化沟通的新使者

这是一群生活在中国的“异乡人”。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倾听中国，看见中国，描绘中国，记录中国。马可·波罗，让更多的西方人知道了中国。洋见证，自古至今，层出不穷。

生活在中国多年，相对他们的文化血脉，他们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异乡人”。他们不仅仅是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腾飞发展的历史见证者，更是时代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文化交流与民族沟通最好的桥梁。当下的中国，需要国人的奋发和自省，也需要这群“异乡人”的反思和提醒。他们以西方的逻辑模式辨析着东方的传统思维，以东方的文化视角审视着西方的现代文明，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的碰撞中一路摸索。融入中国社会的同时，他们成为了离中国最近的异乡人。也正是因为他们博采众长的文化态度，让中国有了更多的可能。

我们探访了三位在中国生活多年并享誉盛名的外国人。他们当中，有醉心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汉学家比尔·波特，有将中国民乐推向世界的艺术家老锣，还有在中国研究政治哲学的学者贝淡宁。通过他们的讲述，我们得以看见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包容、更加多元的中国。

隐士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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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比尔·波特称自己已是“隐士之上”的状态。“那些在终南山修行的人就像在读哈佛大学，而我已经毕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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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波特一张口，浓浓的台湾口音扑面袭来。“哈哈，你也听出了我的台湾口音？南怀瑾曾经笑我，说一跟我聊天就怀念台湾。”

比尔·波特 美国当代作家、翻译家和著名汉学家。他经常在中国大陆旅行，并撰写了大量介绍中国风土文物的书籍和游记，翻译过佛学经典《楞伽经》、《菩提达摩禅法》，诗集《寒山诗集》、《石屋山居诗集》，以及王维、韦应物的诗作。作品《空谷幽兰》的问世，让比尔·波特被中国读者熟知，使得终南山隐士走进了公众视野，更在国内引发了一场关于终南隐士的讨论。与此同时，他还在欧美各国掀起了一股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可谓中国文化的传道者。

他是个台湾女婿，留着一下巴海明威似的大胡子，花白头发银白须，红扑扑的脸庞还有玻璃眼镜后面的大眼睛，活脱脱是个外国年画上走下来的圣诞老公公。

前不久，他跌伤了脚，本来原定的重走中国古代诗人遗迹的计划因此搁置。在美国疗伤三个月后，他带着脚上多出来的12枚钢钉回到中国，走完了待续的诗歌之旅。回美国后，他将带着搜集到的素材，专心完成自己的封笔之作《寻人不见》（暂定名）。

新书《彩云之南》的扉页上，比尔·波特的第一个身份是汉学家。“别叫我汉学家，”比尔·波特看到扉页后说，“我是个行者，是个译者，但不是个汉学家。汉学家是那帮教授才会做的工作。”说着他掏出了自己的名片佐证，上书四个大字——译者赤松。

赤松，这个名字来自一个大型户外广告牌。这个当年写着“黑松赤水”的种子公司广告，让当时已经决定离开寺院的比尔·波特决定舍弃“深云”这个旧笔名，以全新的笔名迎接久违的红尘。“差不多6个月后，我在研究寒山诗的时候发现，以前有个道士叫赤松子，原来真的有这个名字。”

在1975年离开寺庙的前三年，刚从哥伦比亚大学赴台的比尔·波特，每天在台湾佛光山海明寺里“撞钟”： 做早课晚课、读佛经，看寒山诗。一开始还能做到不闻不问的住持大师，最后实在忍不住，主动叫住比尔·波特问：“你住了这么久，是不是该出家了？”

比尔·波特既不想出家，也不好意思继续在寺庙里挂单，只好从海明寺搬出来，租住在阳明山竹子湖附近的一个农家里。除了翻译自己喜爱的寒山诗和佛经，他还在有“补教一条街”称号的南阳街教授英文。“钱”在比尔·波特的脑子里似乎从来就不是个重点，当年他拿着一张单程机票，揣着兜里的213块美金就敢只身赴台，没了寺庙的一床一被一蚊帐，他也照样能安贫乐道。

比尔·波特能如此，不代表他那台湾土生土长的岳父母也能接受自己的宝贝闺女跟着无业的洋人一起安贫乐道。为了能够顺利迎娶谈了七年恋爱的台湾女友，比尔·波特在台湾最大的电台ICRT（台北国际社区广播电台）找了一份电台DJ的固定全职工作。

比尔·波特离开ICRT前的最后一个受访者，是一位陆委会的行政秘书。这位台湾官员打断比尔·波特在节目里对自己去内地寻访隐士的长篇大论，一盆凉水兜头而下：大陆现在连和尚都没有，何谈隐士？

19年后，当年那个不信隐士尚存的行政秘书获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并于2012年打败反对党，再次连任。

他叫马英九。

回头看比尔·波特。在对马英九的采访结束后两个星期，比尔·波特怀着一腔忐忑，踏上了中国大陆的土地。先去了秦岭，后来辗转来到终南山，终于在终南山七十二峪里找到了那些他曾在唐诗中读到过的隐士。

当在中国遇到那些因独处变得“更有智慧、更为仁慈”的隐士时，他很吃惊。“在美国，隐士只是那些喜欢自个儿待着的人，往往都有点神经质。但是，在中国，我发现隐士往往是社会的精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说到自己如今的状态，比尔·波特称为“隐士之上”。“那些在终南山修行的人就像在读哈佛大学，而我已经毕业了。”

尤利西斯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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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返中国对比尔·波特来说是个技术活，除了旅途上的奔波，最大的技术难度是资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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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比尔·波特回到美国定居，住在离西雅图两小时路程的一个小镇上。“回到美国以后，我又老又没有文凭，只能去餐馆端盘子。”服务生是比尔·波特所知的自己能够做的报酬最好的工作。“没有人愿意雇一个既没经验、也没经历的糟老头子干活。”

在知天命之年回到美国，比尔·波特过的却是极其拮据的日子。“我还长期靠食品救济券生活。就是那种像邮票大小的食品券，有一些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我的太太也跟着我过这种生活。那会儿我觉得难过极了。”

正如刘易斯·布兹比在《书店的灯光》中说的那样，如果没有莎士比亚书店店主西尔维娅·比琪的资助，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永远不会面市；没有劳伦斯·弗灵盖蒂的城市之光书店，金斯伯格的《嚎叫》需要再花上十几年才能为人所知。而比尔·波特作品的不断面世，也得益于这一路上各路好心人的帮助。

第一个好心人，是比尔·波特自己。他的经历招来了一些出版商的投资，五千美元换一册他的心血。这五千美元通常只够支撑他们一家人五个月的生活，但要认认真真写完一本书，通常需要十八个月。剩下那十三个月的费用，只好依赖信用卡度日。“1993年我回到美国，第二年开始专心写书，不再打工。从那时候算起，大概不到四年的时间，我居然发现自己扛了三万美金的卡债。”

比尔·波特不得不将写书的任务告一段落，重新捡起工作来还债。两年过去，卡上债务还有两千。算是应了那句“自助者天助”的老话，正当比尔·波特为卡债犯愁之时，香港旅游局局长从大洋彼岸打来电话求助：“您愿不愿意回来香港电台给我们做20期节目，就像你之前写《丝绸之路》一样？”时年1997，港人大量移民欧美，欧美居民也战战兢兢等着看形势，不敢贸然赴港旅游。香港旅游业一片惨淡。

“他们问我心仪的报酬是多少。我说自己还欠着两千美元的债务呢。他们下一句就问，‘行，那你下周能来香港吗？’”回想起当时的“时来运转”，比尔·波特大笑不止。

香港旅游局计划让比尔·波特去20个地方游历，做成20期节目。这一路旅途，既让比尔·波特成为了那个时代二次当红的电台红人，也让他的卡债又攀升至一万美元。香港以及美国两地的“土豪”有心想帮比尔·波特，遂给他谋了个生财的主意：我们想去内地玩，你有没有兴趣给我们当导游？“于是我就找到了导游这个好工作，一开始我要价3000美金，带着四个人去内地玩三周。那年做了两三趟导游，卡债就还清了。”

过了三年，比尔波特把自己的导游费翻了一番儿，涨到了6000美金。又过了两年，这个数字变成7500。“后来我自己不敢涨价了，他们太有钱了，我怎么涨他们都一直说‘no problem’，涨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这些年，比尔·波特带着他的小小旅行团走过了国内除了西北之外的大部分土地。“每个作家都有他们的养文之路。有的人白天工作晚上写作。我是个职业作家，但也需要时不时带旅行团来赚钱养自己、养全家。”

第二个好心人叫王文洋，也叫Vincent，是比尔·波特当年在台湾采访过的台塑少东家，王永庆的儿子。他赞助了比尔·波特在内地的第一次游历，就是当年的马英九也不看好的那次旅程。此外，《黄河之旅》的面世也直接得益于这位王公子的资助。

比尔·波特当时打算和太太带着孩子回美国，让孩子在那里学习英文，可是又舍不得就这样把咫尺间的大陆抛在脑后。“我很担心一回去就再没什么机会回来了，我当时特别想去看看黄河这条中国人的母亲河。”

思量再三，比尔·波特还是拨通了王文洋的电话。“我跟他说自己准备回美国了，但是在回去之前还想筹些钱去黄河看一看，搜集第一手的写作资料。”电话那头的王文洋很爽快，听完比尔·波特的话只问了两个问题：你需要多少钱？这些钱你是需要现金还是旅行支票？“当天下午，他的秘书就把钱送来了”，比尔·波特打了个响指，“就这么快，弹指之间就解决了我的一个大问题。”

在准备去黄河的时候，台湾电台的老板要跳槽去香港，邀比尔·波特一起，去香港做一个旅游文化的电台节目。“我一口就答应了，刚好可以在节目里讲述我在黄河的见闻。”这档节目后来在香港大红，红到比尔·波特回西雅图过美国海关的时候都被拦下来——华裔海关关员的目光在比尔·波特脸上和他的护照上来回“遛弯”，问：“你就是电台里的那个比尔·波特吗？”

“如果没有1991年到1993年在香港的这段电台经历，香港旅游局后来也不会想到要邀我回来，我也就不会当导游，不会有机会还清卡债。”比尔·波特解释，这也是为什么他这么多年都很感谢王文洋对自己的帮助的原因：“没有Vincent就不会有后面的这一切。”

在内地，比尔·波特也有一个“女王文洋”。“我当时在北京接受了一个采访，没隔多久记者告诉我，有人看到报道后找到报社，想做我的旅行资助人，问我是否感兴趣。后来我就认识了这位深圳的女士，她给了我一张卡，每次我来旅行，卡里都有她打给我的几万块钱，权作我路上的花销。”

天助、人助、自助，比尔·波特逐渐跟过去窘迫的生活道别。现在他和太太住在自己写书亲手挣来的湖边小屋里，还毫不费力的负担着闺女在时尚设计学院高额的学费。“现在在女儿面前，我当爹当得很自豪！”

比尔·波特脚上穿着一双国内常见的练功鞋，黑布面、胶底。明显穿了很久，鞋尖周围附着一层薄灰。“这是made in China，也是美国能买到的最便宜的鞋。”比尔·波特说，他行脚废鞋，一个月就报销一双鞋的频率让他不得不选择这种在中国的公园和广场“撞鞋率”极高的款式。现在即使生活好了，这种习惯也还是保留了下来。

最近这次中国之旅，除了在书屋、大学做活动。他还邀请深圳的资助人加入到旅程中，和他走一段其中的短线。“她很喜欢这次小旅行，这也是我用来感谢她的方式。”

采访结束后，比尔·波特就要回到台湾。他计划当面感谢一下王文洋，“我知道像他这样的人会被助理、秘书、安保人员等层层包围，但我还是觉得应该找个机会对他当面说声谢谢。我们外国人不说大恩不言谢。”

德国洋人与中国民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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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比尔·波特一样，老锣来到中国，也是为了解决内心悬而未决的疑问。不同的是，比尔的疑问是“中国到底有没有隐士”，而老锣的疑问则是“古琴到底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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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锣有空就喜欢给自己泡茶，每天都得“喝点茶再开工”。他总是姿势娴熟地拿着头一泡烫杯冲盏，然后就麻利地拿第二泡填满自己的瓷杯。他尤嗜普洱，越是味道浓重的生普洱就越喜欢。

老锣 中国新艺术音乐的德国作曲家、音乐制作人，歌手龚琳娜的丈夫。1993年赴上海音乐学院留学，开始研究、采风、制作、创作中国音乐，2002年起担任龚琳娜的制作人，为龚琳娜创作包括《忐忑》、《法海你不懂爱》、《金箍棒》、《静夜思》、《登高》等在内的音乐作品，并创作大量民乐室内乐和民族管弦乐作品。

在老锣的工作室里，摆满了他淘来的家具，都是新木头做出的古旧样子。旁边是他自己饬出来的长板凳琴：一米左右的光板板凳上，拉了几根弦，弦和板凳之间塞了个擀面杖做琴码，演奏起来倒像扬琴，拿两根筷子在不同的弦上敲击，组合成曲。

老锣说他喜欢旧东西。说话间，他拍了拍压在键盘底下的桌子：“喏，这个就是从德国带来的我的旧桌子。”键盘前面的电脑屏幕上，是老锣正在给远在大洋彼岸慕尼黑的老锣爸、老锣妈写的曲子。“用中国人的话说，今年是他们的金婚。我要把《婚礼进行曲》改一下，和家里的其他亲戚一起完成，当成金婚礼物送给他们。”

念旧的德国人喜欢上中国民乐，似乎也有迹可循。1993年，老锣有个“特立独行的女性朋友”在中国留学，学的是中国数学史。她从中国给老锣带回一盘古琴演奏的磁带。老锣听了觉得特好玩，但是又弄不大明白，这个跟德国传统乐器巴伐利亚琴拥有相似节奏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彼时，已经大三的老锣知道他打十岁上学起就开始学习的巴伐利亚琴对德国有着怎样的意义，但他却完全琢磨不出古琴对中国的意义——当时德国也没什么人研究中国音乐，尤其是中国民乐。

带着这个“古琴到底有什么意义”的母命题，德国人老锣申请了上海音乐学院古琴表演专业。六个月后，他摇身一变，成了德国留学生老锣，操着一口突击了半年、还不甚娴熟的德国腔中文，在上海音乐学院师从龚一先生学古琴，誓要解决当年在德国听录音带解决不了的问题。

来到中国的第八天，他开始和新结识的中国民乐人一起玩起了民乐。来到中国三十天后，他组织了自己在中国的首支乐队“高山流水”。这支光听名字就够曲高和寡的乐队，使用的是马头琴、扬琴、笙和老锣家乡的民族乐器巴伐利亚琴。

当年最红的是崔健，他在国外的大屏幕上演着自己，随着张元的《北京杂种》在瑞士洛迦诺电影节、加拿大多伦多电影节展映。而老锣用奖学金办起来的这个民乐队，不久以后出了同名专辑，第二年还去了北京演出，不过，最终这支民乐队还是在不可逆的大环境下慢慢式微，远不像同年的崔健那样一路越跑越远。就像这支“高山流水”乐队一样，中国民乐也被流行乐一路越抛越远，越发的曲高和寡了。

1994年，老锣认识了蒙古族歌手乌仁娜，两人迅速相恋、成婚，婚后开始了老锣创作、乌仁娜演唱的夫妻店生活。除了为乌仁娜创作、制作歌曲，老锣自己也办了很多场伴奏或独奏的音乐会，每年还担任着国际大型音乐节的评委。

重口味与小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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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曲”成了老锣和龚琳娜的标志。“重口味”的《忐忑》、 《金箍棒》、 《法海你不懂爱》，让他俩成为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新民乐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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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老锣和乌仁娜以一种自然的状态缘尽离婚。老锣来到了北京，继续他想要制作汉族传统音乐的梦想，而不是制作在欧洲只要一提起中国民乐就先想到的少数民族音乐。

那一年的春天，老锣和龚琳娜在北京的一场小型音乐会上初识。和龚琳娜一起去的古筝女演奏家被老锣的巴伐利亚琴迷得走不动道儿，非要在演出后去后台近距离见识一下才行。正寻思着要再组建一个中德“混血”乐队的老锣，留下了“当时只知道是民族唱法歌者”的龚琳娜的电话。

同年秋，老锣邀请龚琳娜去参加德国的音乐节。没过多久，老锣又邀请龚琳娜和另外四个音乐人一起组建了“五行乐队”。乐队的德国人有老锣、马丁、萝拉，中国人有雄俊杰、邱霁和龚琳娜。老锣在这个以“金木水火土”为名的乐队里充当桥梁，“来回穿梭于两个国家，把不同的民族音乐文化融合于五行音乐中，形成一种新的民族音乐语言，希望与来自不同文化的听众交流。”

当年五行乐队就写出了类似《忐忑》的《奥吼》，黄口小儿都熟悉的“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也被写入五行乐队的《登鹳雀楼》。当年的老锣还叫 “老罗”。大部分人叫他罗伯特，少部分人叫他罗先生。此后，这个本名为罗伯特·佐立奇的德国人才给自己改名，将只能冠姓的“罗”，改作能够敲敲打打的“锣”。而这个同音不同字的小改变，也为他和龚琳娜的爱情蒙上了宿命论的色彩：锣的英文单词是gong，和“龚”的拼音一样。

大众对老锣和龚琳娜两夫妻的印象，似乎都停留在了“重口味”的那一面。从《忐忑》到《金箍棒》再到《法海你不懂爱》 ， 提起龚锣，重口味“神曲”成了关键词。对于神曲，天后王菲曾连发三条微博：“这个墙裂滴激起了我的翻唱欲，钱柜有伐啦？” “把握好三个层次，一开始唠唠叨叨，后来疯疯癫癫，直至最后仰天长叹，弃世登仙”、“开练！眼珠子必须得转得跟野酸枣似的才行”。第二年，她还在语音微博上自娱自乐，将《忐忑》和《等你爱我》mix，票了一把。去年，文章自导自演的电视剧《小爸爸》里，男主人公的手机铃声也是当时走红的《金箍棒》。

有喝彩的就有喝倒彩的。这种新奇的演绎方法也引来不少吐槽。学界对《忐忑》也是褒贬不一，喜欢的老师上课时用它给学生做例子剖析，不喜欢的则将其当成反面例子。

老锣倒是很淡定。他给自己的这些作品命名为“新艺术音乐”。“这些新艺术音乐，从根上说还是中国的。我们不是搞古典音乐，也不是搞传统音乐；不是民族音乐，也不是原创派音乐。我喜欢很简单的作品，但我也喜欢特深的、复杂的，很有内容和背景的作品。对我来说，这个更多是左右，不是雅俗上下的问题。只要空间大，都可以做。”

老锣说，《忐忑》是不可复制的，就像一扇门已经打开了，你无法把门打得更开。大雅大俗，大俗大雅。除了龚琳娜和老锣这些搜索量排在最前面的“神曲”，老锣还写了很多取材自中国传统诗词的新艺术音乐作品。除了五行乐队的《登鹳雀楼》，还有谱曲自李清照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的《却上心头》，以及李白的《静夜思》。

写《静夜思》的时候，中文阅读不是那么顺畅的老锣，先是把整首五言律诗统统都标上拼音，又翻了三十多个《静夜思》的译本去体味意境，有中文、有英文、有德文，看得眼花缭乱。他说，通过古文，能让他感觉到现在的生活跟那个古典社会还是有关系的。“也是一种古诗词的复活吧。”

他还受邀创作了一些大型的交响乐作品，比如他为香港中乐团第37乐季开幕音乐会创作的编钟作品《钟乐和鸣》。

最好玩的还属老锣这两年的“生肖歌”。蛇年，他决定把“好蛇”写进歌里，把在东西方文化里都不太受欢迎的蛇从“原罪”和“五毒”里解脱出来。“还有蛇年出生的小孩呢，不能说蛇都是坏的。”于是，一天正在开车的老锣偶然在广播里听到了《白蛇传》的故事，这个此前对“白素贞”、“法海”、“许仙”都很陌生的德国人，恶补了关于《白蛇传》的知识，看了不同年代多个版本的《白蛇传》，“最后我发现，白娘子和许仙的爱情童话里拦着个不懂爱的法海。我就决定写一写这个法海。其实我周围谈恋爱的朋友们，也遇到很多‘法海’，大多时候，这个‘法海’是父母。”

唐传奇开始，《白蛇传》里的法海就说着“人妖殊途”，而现代生活里的“法海”说的台词也是差不多套路：“你城市、他农村”、“你博士、他大专”、“你月入两万，他没房没车”……老锣说，《法海你不懂爱》唱火了之后，朋友们又多了条面对父母阻婚的“神回复”。“再有人说他们不合适，他们也不争，就笑着唱‘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会倒下来’。”说着，老锣自己也忍不住大笑起来。

而今年的这首《天马行空》更像是首童谣。简单词句中间穿插着孟浩然的《春晓》。反复吟唱的“天马行空，呱嗒呱嗒”又像《法海你不懂爱》，朗朗上口到把听众“洗脑”。“看完晚会回来哼了好久，满脑子都是呱嗒呱嗒的马蹄声。”在东方卫视现场听完《天马行空》的网友评论道。

“德国人懂什么中国音乐？”早在参加《全能星战》的时候，音乐人金武林就曾抛出这个问题。“不过后来他很惊奇地发现，关于中国音乐，我懂得比琳娜还多，”老锣说，“反而是西方人完全认可中国人会做西方音乐。但是西方人不容易认可一个德国人会做中国音乐，比如我。这很怪，也许说明西方人还是脑子有点问题。”

儒者的吃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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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比尔·波特和老锣，贝淡宁和中国的联系似乎更加特别。他关注的不仅仅是中国的文化和传统，还有当前的社会变革和政治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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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淡宁在北京开了一家泰国餐馆。

他开餐馆的动机很有趣——“我发现一边吃饭喝酒一边讨论问题，气氛会变得很融洽”，贝淡宁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说。

贝淡宁 哲学学者，现为清华大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教授、比较政治学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受儒家思想影响颇深，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政治哲学、社群主义、儒家。他不仅仅是“到中国大学教政治的老外”，同时也是“曾在中央党校讲课的老外”。

在中国，贝淡宁时常约上三五学者朋友进行一些学术性的讨论。这样的交谈往往发生在会议室里，但那种庄重严肃的气氛总是让他感觉压抑。后来，他偶然发现，那些平时一脸正经的学者朋友们，在饭局上的交流却是相处融洽，畅所欲言。

于是贝淡宁索性自己开了一家餐馆，作为自己和亲友、同行的活动根据地。在他看来，作为讨论的平台，开放的餐桌再也适合不过。他不仅邀请学者到这里来，也会叫上自己的学生。“在饭桌上，他们比在大学课堂上轻松多了。两杯酒下肚，就能说出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样特别好。”

在贝淡宁看来，吃饭能解决很多问题。他喜欢古代汉语，水平据说比高中生还厉害许多，《中庸》、《孟子》都通读多遍。古文里意动、使动、为动用法，他不仅全都熟练掌握，还能背诵许多古文名篇。辅导他学习古代汉语的，是他的清华学生。贝淡宁本来想给学生报酬，但却遭到婉拒。最后，贝淡宁决定还是用最中国的还礼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请吃饭。

“吃”是贝淡宁进入中国的第一块敲门砖。贝淡宁吃的第一种中国食物是饺子。那时他还在牛津大学读书，聚会上吃到中国留学生做的饺子，立马就被这种美味的中国食物所吸引。为了表达谢意，贝淡宁决定做点奶酪味浓郁的意大利式千层面回赠同学。朋友提醒他，中国人都不爱吃奶酪。贝淡宁觉得很奇怪，便特地前去询问当时同在牛津读书的女留学生宋冰。

“中国人是不是都不喜欢吃奶酪？”这便是贝淡宁和宋冰说的第一句话。后来，这位中国女留学生成为了他的妻子。宋冰是个湘妹子，从小就喜欢吃辣。在妻子的影响下，贝淡宁也成了个“不怕辣、辣不怕、怕不辣”的中国女婿，“现在已经很能融入中国的饮食习惯，不再那么喜欢喝牛奶吃面包，而喜欢吃中国菜。午饭的时候，到清华的饭堂叫个面条也能解决。”

最近，贝淡宁开始少吃肉多吃素，就连饺子也选韭菜馅的，“听说少吃肉对减缓全球变暖有帮助，而且到我这个年纪，吃太多肉，身体负担不来了。”贝淡宁笑着摸了摸肚子。

来到中国之前，贝淡宁的名字是丹尼尔·贝尔。如今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气息浓厚的中文名字，是妻子宋冰给他取的——意为“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成为中国女婿后，贝淡宁对这个拥有悠长历史和丰富文化的东方国度更加感兴趣了。为了和岳父岳母沟通，他开始学习汉语。

兴许是被自己意蕴深远的中文名字所感染，中国传统的处世哲学成为贝淡宁最感兴趣的话题。他还曾经著有一本《中国新儒家》，里头就从自己在中国的生活记录，探讨了儒家的复兴。书里随处可见孔子的格言警句，像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像是“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作为在清华大学教政治的老外，比起其他教授，贝淡宁的文学造诣毫不逊色。他经常在课堂上抛出《论语》里的内容作为总结，说话还不时蹦出一句“子曰……”要不是他的金头发、蓝眼睛、高鼻梁，台下的学生几乎都会忘记他“老外”的身份。遇上关于儒家、孔孟之道的争论，贝淡宁还会第一个跳出来发声，表达自己的观点。“也遇到过同行学者说‘你是外国人，你不如中国人了解’的情况， 我觉得有不同的观点和意见都很正常，但我更希望他们能对事不对人。”

在贝淡宁看来，文言文和英语不一样，如果没学古希腊语或者古拉丁文，做研究、做学术也不会遇到很大问题。但在中国，如果不懂文言文，连日常对话都成问题。“你和别人聊天也会用到成语，这不也是文言文吗？奥运会开幕式的表演，里头就涉及很多论语里的内容。你要是不知道‘和而不同’是什么意思，你压根就看不懂那些表演。”

贝淡宁笑说自己的理想境界是成为“儒者”，而每次出席重要场合，他都会穿上最喜欢的中山装。东西方思想文化的碰撞，给贝淡宁带来的最深思考，不是两者价值观上的差异，而是这些价值观在不同环境下的重要性。“像是‘仁义礼教’中的‘礼’，英文是‘ritual’。在西方观念中，ritual并不太重要。遇到争斗冲突，中国人会‘先礼后兵’，而西方人或许会‘先兵后礼’。”他也曾在自己的作品《东方遭遇西方》提到过，“并非说西方完全缺乏这样的价值观，价值观之间总有一些冲突，要研究的就是对待实际矛盾的解决方法。”

“在20世纪，不管是自由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觉得儒家思想对社会发展没什么好处，甚至造成了中国的落后。”随着中国儒学的对外推广和发展，越来越多原本认定西方哲学才是普世哲学的西方学者，也开始承认不同的文化和文明有其值得借鉴和学习之处。

贝淡宁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不能完全靠西方的价值观来判断对错。 “不应该完全排斥西方哲学，但是西方哲学也不应该成为主流的思想。”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主流的价值观，应该因地制宜的提供参考的资源。

在中国教政治的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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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淡宁对儒家思想文化的研究，改变了许多外国人对东方文化的误读和偏见，同时也让许多中国人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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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这个词，在中国多少有点敏感。作为一个在中国教政治的外国人，贝淡宁最初决定接受清华大学的聘请时，不仅他的西方同行，甚至于自己的中国亲戚，听说这个消息也都是目瞪口呆。

当时的贝淡宁在香港城市大学哲学系教书，之所以放弃高薪，来到中国内地任教，一是出自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热爱，二是内地热闹的学术环境让他感到兴奋，“我喜欢读书和写作。在香港城市大学教书的时候，每天都要讲课备课，系里面还要开会，没多少时间给我做研究。”香港任教期间，他有了很多到北京办讲座的机会，交流之下，他发现北京的学者和学生，对政治哲学表达出了极大的好奇和热情，“学术环境甚至比当时的香港还要强”。

2006年，贝淡宁开始在清华大学教书。在他看来，“北京人特可爱”。他说自己在香港打的时，一听说自己在港大教书，出租车师傅的反应是“做教授工资很高、待遇很好的啊”；但在北京，听说这个老外在中国教政治哲学，出租车师傅就会热烈地和他讨论起历史政治。“北京人对自己的文化历史特别自豪，这是一个非常适合我做研究的环境呐。”而之所以选择清华大学作为自己的落脚点，则是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很多中国领导人都从这所大学毕业，在贝淡宁看来，清华的学生无疑都是中国最优秀的年轻人。

在清华教的第一节课让贝淡宁记忆犹新：旁听的学生挤得教室满满当当的。但第二节课，旁听的学生一股脑儿都不见了。一问才知道，原来旁听生都以为外国教授肯定是用英文授课的，所以赶来听课，以提高自己的听力水平。没想到整节课下来，贝淡宁都操着一口流利的中文，于是大家就再也不来了。

贝淡宁是第一个在中国内地大学担任政治学和伦理学全职教授的外国人，而让他一度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则是“第一个去中央党校开讲座的外国学者”身份。有趣的是，当时他演讲的主题并不是政治哲学，而是如何学习英语。即便讲的是和政治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九年前，外国人到中央党校讲课这桩新闻，还是造成不小的轰动。“当时政治是敏感一些，放在现在也没什么了不起。现在很多外国教授都去党校开讲座，不会给社会造成太轰动的影响了。”

如今，在清华大学教授哲学政治的贝淡宁已经在北京住了近10个年头。近来，贝淡宁正在写一本关于“贤能政治”的新书。“怎么选领导人来管理国家，这些领导人需要有什么能力和道德品质，儒家思想文化和历史经验可以给选人方面提供丰富资源。”他试图用浅显的话，来解释自己在新书中的一些观点，“欧洲很多国家是很小的社群，可以用一人一票的制度选领导人。但中国人口基数大，一人一票的制度难以实现，政府选什么样的人做领导的机制特别复杂。”

他笑称当下的公务员制度就像古代的科举制度，“以人的道德和能力作为评判标准，通过考试选‘能’就比较适合中国国情。儒家的思想文化在这里就能作为正当的资源来参考”。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有些西方的十九世纪自由主义者就认为教育程度应该成为投票的先决条件，接受过教育的人拥有两到三票的投票权，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没有投票权。“但是现实情况没有那么完美，所以我现在做这方面的研究，讨论能否有一种模式把民主和贤能政治融合起来。”

贝淡宁2009年写的《超越自由民主》中译本封面上，右手高擎火炬、左手捧着《论语》的自由女神站在烟雾缭绕的江南水乡之中。这正是贝淡宁如今的状态——在中西方思潮交互中找寻所有问题的答案。贝淡宁对儒家思想文化的研究，改变了许多外国人对东方文化的误读和偏见，同时也让许多中国人从另一个角度理解解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他的视角与情怀有别于许多老外，更有别于传统的儒学者，正是这份不同，给中国的文化思潮带去新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