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伟一：学习上海法官讲话有感

上海法官对“敏感资金”进入市场发出风险预警，这令人钦佩。既然在受理、审理证券诉讼方面难度很大，再考虑到我国目前道德底线的整体情况，股市大、干、快、上是上策吗？

　　中国股市何处去？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话题。各路豪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主要是讨论如何大、干、快、上，很少有谈熊市善后问题的。也有例外，《21世纪经济报道》6月25日报道，“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根据他们大量审结的案子，对公共‘敏感资金’进入市场发出风险预警”。法官非常实事求是，他们看到牛市过后的问题。法官明确指出：“现在我们担心的是，这一轮牛市又会产生多少新的证券类案件，会积累多少风险。”多好的法官啊，为股市之忧而忧，焦虑心情，跃然纸上。
　　钦佩之余，有些难过：法官本该高高在上，怎么会到前台来做宣传工作呢？对于上海法官的评论，大多数国家的法律人士也会感到惊讶。首先，除非是个案判决，法官在具体问题上表态多有不便。个案之外，为什么法官对是非问题很少表态？不是法官没有想法，而是大多数情况下，说了也没用。比如中国的股市问题，法官是说话了，但说了也没用，怕是不能阻挡炒股的疯狂。
　　其次，法官与现实应当有距离，距离增加权威感。
　　再者，有道是言多必有失。小头头话比较多，有的还张牙舞爪。但老大话一般比较少，讲究不怒自威，不露声色。影片《教父》里的那个教父就是这样。法官也应该是这样，威而不怒，高深莫测。
　　但法官不是不说话。法官用文字说话，法官躲在判决书后面说话。判决书是法官的挡箭牌——个案不断不行，这是法官的职业，是社会通过法律交给法官的大业。判决书还有磁场。美国一百多年前甚至是两百多前的判决书，人们今天还在孜孜不倦地学习。一篇好的判决书，就是一篇好的法律评论文章，可以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阐述法官所关心的问题。法院的判决书不仅需要平息个案中的争端，也可以在宏观层面起指引作用，起到打击敌人和教育人民的作用。
　　法院判决书出来之后，法律教授们还会对其进行综合梳理，并加以阐述和发挥。不过中国教授对法院判决书的评论文章甚少。一是中国教授太忙，教育产业化，教授忙着承包和转包各种项目，忙着筹集资金，无暇他顾。更重要的是，中国法院的判决书过于简单，说理部分尤其欠缺，即便是判决书一纸在手，读起来也让人不得要领。
　　上海法官的收入和法官的专业水平在全国都是领先的。这次上海高院的法官借新闻发布会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自然有其考虑。法官感到一种无奈，表示许多情况下他们无力判案。据报道，“过去四年上海高院查处的107件公共资金入市案件，总标的超过60亿元，却无一人承担法律责任。”
　　最高法院还有“三中止”的规定，就是“在一定期限内，对以风险处置阶段金融机构为被告的民事案件，尚未受理的暂缓处理，已经受理的中止审理，对其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中止执行”。按照这个指示，原告的诉权受到很大的限制。“拖延是最可怕的拒绝”。英国人威廉·戈莱德斯通（William E.Gladstone）有句名言，“迟到的正义，是被拒绝的正义。”最高法院的“三中止”一定有其理由，如果能够在判决书中阐述并论证这些理由，那该多好！
　　其实，不仅是证券诉讼审理起来很难，就连遇到普通民事纠纷，民众也难以借重我们的法院、法官。有时航班延误，乘客为了索赔，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坐在飞机上不肯下来。如果能够通过诉讼、通过法官的公正判决，他们可以得到一个说法（不一定判他们胜诉），他们是不会滞留在飞机上的。
　　多数情况下，旅客和承运人都没有选择到法院诉讼。为什么呢？是因为诉讼费太高，是因为没有惩罚性赔偿，还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法官？如果连简单的民事案件都有困难，证券案件审理起来就更加困难。美国的证券诉讼也比较棘手，经常打到联邦上诉法院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由那些鹤发童颜、智叟型或半智叟型的老法官们审理。
　　很奇怪，上了年纪的人，有时反倒是能够听取不同意见。美国先哲本杰明·福兰克林的体会是：“我曾经自以为是，但后来却发现自己错了……这种情况出现过许多次。年龄越大，越会对自己的判断产生怀疑，对其他人的判断也就更加尊重。”老法官们不仅有智慧，而且有勇气——反正已经来日不多，而且人生和职业生涯都已到了顶峰（当然也是“尽头”），不可能再增高了，说真话并无多少顾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这里也一样，为环境和子孙哀鸣的大多是老人，而中、青年都是力争上游，要么是忙事业，要么是忙炒股。
　　法官公正判案，需要社会整体的支持。法官来自社会，不可能超越社会环境工作。比如证人出庭作证在国内是个难题。法学家现在竭力鼓吹制定证人出庭规则，要强迫证人到庭如实说话。但法学家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个社会说真话的人大多没有好下场，说假话则被视为识时务的美德。试问，我们亲爱的法学家们说过多少真话？试问，民风如此，文化如此，书面上有一套证人出庭的规则又有何用？
　　我们社会的道德底线有多低，我们自己知道，法官不说我们也知道。普通人知道，金融机构也知道。所以我们的信用卡的信用额度很低，所以金融机构一直不愿开通个人支票业务。为什么到了股市就敢大、干、快、上？股市真有什么不同？
　　还有，既然在受理、审理证券诉讼方面难度很大，再考虑到我国目前道德底线的整体情况，股市大、干、快、上是上策吗？这是个哲学层面的问题，法官可以讨论。其实，从法官表述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一点他们的意思。但法官们没有展开谈。我以为法官可以展开谈。重要问题需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重要问题需要耳提面命——否则如何振聋发聩呢？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兼职教授，电子邮箱zhu_26@263.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