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大于时代

在每一个时代，总有一些人的所作所为喜欢大于他的本业，比如，盖房子的，他的本业是赚钱，把自己的兜里装满，也把股东、合伙人的兜里装满。如果要往大点里来说，假定他还有点美好情操、高尚道德，他至多把搭架子、砌砖头这事赋予一些“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诗意情怀，就足够了。可是，他除了这些，还总是好发庙堂之议，操心国家大事，时时宣示对美好社会的期待，刻刻不忘展现对美丽新世界的向往。这样的人，与北京的那些的士司机们又会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在于，他不仅发议论，还是创造者、行动派。

没错，这里说的是冯仑。这位早年在海南有过峥嵘岁月，后来转战京城，布局大陆、台湾，又把手段使到了美国，参与重建世贸中心的带头大哥，就是这样一位主儿。这些年里，他造房子，建楼宇，操持自己的公司，顺便还到新加坡读了个课程。他说要“学先进”、“傍大款”，谦虚地把自己放在学生、追随者的位置；他说要“走正道”、“挣硬钱”，谨慎地确定公司商业的航向；他说自己是“流氓无产阶级的生活习气”，不懂得享受生活，每年飞行接近两百次……他所要的是如此之少，他所得的又已经是如此之多，但是为何他却喜欢操领袖的心，挂记中南海的事？

很多人会把这当成是古代士大夫精神的当代延伸。这一精神在他的身上确实脉络可寻。有完整的学历，中国社科院博士；有立言的积淀，著有《野蛮生长》、《理想丰满》等多部总结与探索企业之道的著作；有兼济天下之情怀，言谈常常溢出商业的疆域，而抵达社会进步的规则制定；有人溺己溺、人饥己饥之心，热心公益，参与阿拉善、壹基金、华夏爱佑等多个公益组织的创建，或提供重要支持……

与古代之士大夫相比，他最大的不同是比那些愁眉苦脸的家伙多了一些钱。

但我以为，与他有着同样背景，乃至与他同样被称为“92派”的那些企业家们，他们同样不缺这种道德情怀、国家精神。但他却与他们有所区别。区别在于，那些企业家们的个人生意与社会情怀某种程度上是分离的，左手商业，右手公益，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个人的理想主义与商业或者说与赚钱没有圆融一体。

有一些人总会梦为国王，并为此而征战，壮心不已。冯仑即为此例。就在企业界看着他交权交班，以为他将退居为宁静的研究者（他本来就擅于此道），或者干脆做一个喧嚣的演说家（这是他的强项）之时，他却折腾起了动辄数百亿的“立体城市”项目。

这不仅仅是一个项目，而是一个造梦工程。不仅仅是一个造梦工程，而是一个圆梦事业。

与那些成功的企业家一样，冯仑已经走过了中国市场经济的黄金草原，寻找到了遍地的金黄和牛肥马壮，但是在立体城市里，他要极力打造一个向上生长的城市，一个全息的理想国度。在这里，商业的喧哗与农业的寂静融为一体，车水马龙但并不影响鸡犬之声相闻。他规划，他设定，他梦想，他行动，他要做这个立体城市的国王。他说，立体城市是他的收官之战，他似乎要以此来奠定一生的基业。

下回见到冯仑，我可能会跟他建议两件事，一是看看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看看在那本书里，一个身经百战、疆域无界的忽必烈，是如何在自己的老年时代，听着威尼斯的旅行家、博闻者马可·波罗讲述那些梦幻般的城市，那些让年迈的英雄也为之迷醉、怦然心动的城市。相对于那个老皇帝而言，现在的冯仑还不太老，他有足够的时间来憧憬，来想象，并且去施行。另一个建议是去巴黎远郊的拉雪兹神父公墓。我曾在那里逗留过半日。在那里，社会主义的鼻祖之一圣西门与肖邦、王尔德、巴尔扎克、普鲁斯特、莫里哀这些艺术大师们地下为邻，梦想家与梦想家的聚会想必让圣西门与那些艺术家们都不会感到寂寞，他们会惺惺相惜，互相仰望。

冯仑说，只有看得见未来的人才有未来。那么也可以说，只有那些敢于梦想的人才能圆梦。我们不敢说立体城市就一定会成为现代城市综合体的杰作，但至少可以判断，因为执着于未来，执着于把个人的本业赋予如此强的理想追求，那么他终将会大于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