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公私分明

谢泳专栏

　　在前几年的《读书》杂志上，看过费孝通先生一篇回忆曾昭抡的文章，印象中有这么一个意思：费先生说，他感觉到他这一代人和他前一代的知识分子还是有不同的，什么不同呢？费先生说到了面子问题。他认为，他前一代的那些读书人，都很要面子，这个面子不是虚荣意义上的那个“面子”，而就是要脸。所以他们做人做事，考虑最多的是是非，而不是利害。这个传统，越到后来越没有延续。
    每个时代总有一些好习惯，我们过去要否定一个时代，总是把它的什么东西都否定掉，特别是在道德方面，总想另来一套，以为新就是好，其实事情远不那么简单，就说公与私的问题。现在最头痛的就是许多人分不清楚这二者，特别是一些官员，在他们那里，从来就没有公私这一回事。这几年情况稍好一些，但公私不分的现象还遍地都是。比如中国的公车制度，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改革的办法，这与制度有关，但也与道德有关。
    许多人认为中国人没有私的观念，主要是因为产权不明晰。不过这话看是说什么时候的事，在计划经济时代，或许多少还有一点道理，要是说中国人从来都是这样，就不对了。据我所知，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把公私分得很清楚的，是后来搞了计划经济，把什么都包下来，才让人把公私混为一谈。
    中山大学的梁钊韬先生，是中国人类学界知名的教授，梁先生出身非常富有，从小养成了对公益事业的热心。她妻子邓泽民说过一件事：有一天，保姆把他们的小女孩带到了梁钊韬的办公室，据说，当这个三岁的孩子要一张画画的纸时，梁钊韬回答说；“不行，这不是我们家的！”当他到其他城市出差时，从不让自己的妻子随行，因为这样做不对。他一年要去北京三次，但他的妻子却从未去过北京。
    陈寅恪１９６６年给中山大学卫生保健室主任梁绮诚写过一封信，说自己得的是慢性病，一时不能痊愈，而一时又不能就死，积年累月政府负担太多，心中极为不安，所以他请求，从今以后，一切经常所需要的药品由他全部自费，一些自己买不到的药品，则请保健室供给，但要求全部自费。
    这就是老知识分子的道德，或者说是他们已养成的道德习惯，到了以后这些好品德为别的东西取代了，谭其骧先生在上世纪５０年代初，办公室用邮票都是公家的信和自己的信分开的，就这，到了“三反五反”的时候，还有人要找麻烦。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感，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夏衍生前多次说过，在中国所有的人中，知识分子是最爱国的。张申府在抗战胜利后也说过，抗战期间最不计个人利害、最体恤国家的就是知识分子。
    计划经济实在是个不好的东西，它把人们本来早已养成的好习惯都扔掉了。上世纪５０年代初，许多知识分子听说看病要公家花钱，第一个反应是自己看病为什么要公家花钱？不是他们不懂社会保险之类的知识，而是在他们的概念里，公私始终是有界线的，我们现在才意识到要重新培养这种风气，但一两代人恐怕是难以养成习惯了。中国国民性本来是极自私的，可有一段时间，偏偏选择了公有制，特别是中国农村，搞了人民公社，历史真是会捉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