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利场】新商会

有人群，就有帮派，有商业，就有商帮。 他们以乡土情缘为纽带，以商人为主体，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他们自律，并谋求自治，他们不是政治组织，在商言商，却又与政府亲善。商帮有光荣的传统，清末的汤化龙和张謇，既是当地商会会长，又是咨议局局长，如今的商帮『帮主』，也是游历于政企之间，为各种头衔与光环所笼罩。分享资源、打通关节、处理纠纷、组织公益，是当今中国商会的主要职责，未想天外有天，海外的商会，已经把商会办成了会员的家，人性化的活动，让商会更娱乐化和亲情化。 

商会集结

种种细节让企业家感觉到，政府对外地商人的服务接待档次明显提高、出席活动的领导级别越来越高，大会上民营企业家发言，会议期间民营企业家的座位安排，也比以前更靠前、席位更多了。

“您好，欢迎来到株洲”……9月26日下午，湖南，株洲，当天最低气温14度。株洲体育馆外，由女大学生组成的180名志愿者，着装单薄，在冷风中微微颤抖，但依旧保持嫣然笑容，热情迎接着一位位西装革履的客人，并引导他们进入馆内的会场入座。2013年湖南经济合作洽谈会暨湘商大会即将在此拉开帷幕。

集结 从2007年在长沙主办首届湘商大会，到此次在株洲召开第六届湘商大会，湘商作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已成为湖南的一张商业文化名片。一年一度的湘商大会是湖南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最广的湘商盛会。为了奔赴这场盛会，有人特意改签了机票，有人早早留好档期，还有人临时从某个会议抽身专程赶来。

有久违的朋友再次相聚，相互拥抱，握手攀谈，叙乡情，照合影，笑语连连，“湘”音浓浓。来自海内外的两千多名湘商代表，从安检通道鱼贯而入，汇聚一堂，将会场坐得满满当当。有一位湘商玩笑称，“今天的株洲体育馆，大概汇聚了千万亿的财富。”

往届的湘商大会，一般有三天的会期，今年则将主体活动精简为一天半，取消了文艺晚会、大型宴请等活动，各项活动安排紧凑，回归朴实节俭。湖南省副省长何报翔，株洲市委书记贺安杰，株洲市委副书记、市长毛腾飞隆重出席。湖南卫视知名女主播张丹丹担纲主持。

“这是我第三次来株洲。”登上开幕式的舞台，在清一色的湘商嘉宾代表中，微软中国首席技术官Sandy Gupta因不同的肤色和高大的身材脱颖而出。他笑着说，“今后，我可能要长住株洲了。”就在前一天，微软株洲项目获得了美国总部批准，并与株洲市完成了商务谈判。在湘商大会上，他代表微软与株洲市政府正式签约。

26日当天，微软中国授权在湖南省株洲市成立“湖南微软创新中心”，并在株洲云龙示范区建设微软IT学院以及微软软件产业园等项目，成为中部地区第一个微软中心。对于微软与株洲市政府的“牵手”，湖南省省长杜家毫满意地评价：“微软与株洲市建立创新中心和人才培训基地的协议，使湘商队伍的国际化及现代化程度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在株洲招商专场上，Sandy Gupta与株洲籍企业家、新华联董事局主席傅军等230余名与会客商分享投资经验，笑谈“株洲梦”。他们甚至化身为株洲的招商“代言人”—“不来株洲，你一定会后悔。”

听到会场里熟悉的乡音，来自海外的一名岳阳籍湘商告诉本刊记者，在海外并不能经常听到乡音，这些乡音听起来特别动感情。而且，在各地政府的招商宴会上，他们被安排在重要席位上，受到政府官员热情款待，被许以丰厚投资待遇。

时间倒回到大约10天之前，9月17日下午，北京。在香山脚下的健壹景园，会议室里洋溢着地道的关中口音，秦商—陕西商人们聚集在一起，参加北京陕西企业商会换届会议。无论湘商或秦商，如今均遍布世界各地，本身就是一个集中大量信息、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等资源的巨大商务网络。每年春天在西安举行的“西洽会”和“全球秦商大会”，同样集结数千名秦商代表，共话桑梓之情，共谋发展大计。

论道 9月27日上午，作为湘商大会的主要活动，湘商发展论坛的地点被安排在株洲市政府礼堂，来自政界、商界和学界的数百名嘉宾齐聚一堂。“参加这次论坛的，有见多识广的政界精英，有知识渊博的学界高人，也有事业有成的商界名流，相信通过大家的精彩演讲和互动交流，我们能得到很多真知灼见，碰撞出很多火花。”湖南省副省长何报翔在开场时介绍道。

湘商发展论坛的主题，是帮助广大湘商科学判断当前及今后的经济走势，最终提振信心、给力发展。两位重量级的经济学家贺铿和迟福林开讲，让发展论坛成了一场思想碰撞的盛宴。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指出：“现在开始，政府角色应由一线招商转向创造公平环境”。在谈及国内经济形势时，贺铿分析，当前，中国主要面临三个问题。一是内需外需增长乏力，因此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不足，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二是长期的积极财政和地方债务等问题，致使金融风险比较突出。三是长期投资保增长导致一些行业产能过剩。中国经济处在了滞胀阶段，居民收入赶不上经济增长，这是内需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

在演讲之后的论坛对话环节，主持人张丹丹直接向企业家发问：“湘商发展过程中最不好的地方在哪里？”该问题让台上的五位嘉宾在突如其来的尴尬过后，开始畅所欲言，对目前湘商群体、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弊病、弱点进行犀利点评：一是大家都很自负，不愿意学习别人的长处，无形中给自己搞了一个天花板封顶；二是企业家太操中国的心了，不能集中精力在自己的本位上；三是交流很少；四是团队建设上不是那么完备，合作精神不是那么强。最后，被评选为“2013年责任湘商”的大汉控股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傅胜龙补充说，产品品质还比较低端。

厦门湖南文化促进会名誉会长周华松指出，湖南企业家“敢为人先”的思想是一个严重错误！“我们的企业家明明是一个总经理，却操着总理的心，大家坐在一起就是谈天下的事，谈宏观，谈经济，抢了经济学家的饭碗。”归根结底，他认为这个“缺点”就是不务实。主持人张丹丹分析，在网络时代，大家接受的资讯对称了，曾经有一些资讯壁垒是不能打破的，“你以为你可以管天下的事，但是你的精力是有限的，你必须把它集中集中再集中，集中在你要做的点上才能获得大的成功。”

反哺 在北京陕西企业商会换届会议上,商会秘书长张亮的心情显得颇为不错。因为凭着之前在“民企进陕”系列活动中的招商成绩，北京陕西企业商会被陕西省政府点名表扬。

从陕西旬阳走出的知名企业家梁汝明，作为北京陕西企业商会副会长较为低调。会议的间隙，站在会场外的角落，他独自玩着手机查看微博和微信。在近几年，他明显感觉到自己和家乡的联系陡然增多，越来越多地受到陕西省各级政府的邀请，参加了不少项目推介、投资座谈、政策研讨等活动。在北京辛苦打拼十余年的他，去年以不同身份往返京陕两地数十次。在西安举行的“西洽会”和“全球秦商大会”上，他感受到一些细节的变化：活动期间对回陕参会外地秦商的服务接待档次明显提高、出席活动的领导级别越来越高，大会上民营企业家发言会议期间民营企业家的座位安排，也比以前更靠前、席位更多了。

这种变化的个中妙处，参加湘商大会的嘉宾们也有同样的切身领悟。不少外地湘商的诸多项目在湖南遍地开花，投资心态愈加坚定，原因无疑是湖南省各级政府从上到下对民营企业回乡投资的全方位重视。

“招商时间紧迫，任务繁重。”湖南省岳阳市招商局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今年先后在多个地方进行招商宣传、项目推介。而据北京陕西企业商会秘书长张亮介绍，包括咸阳、渭南、宝鸡、榆林、安康、汉中等市县的招商负责人，早已是商会的座上宾、老熟人了。在京举行的大大小小项目推介会和招商活动，仅2012年就举行了十来次。

在返乡投资和引进投资方面，湖南各商会均有会员企业在湘开发项目，不少项目投资金额上亿元。借着商会的“社会身份”，企业可以更加方便地接触家乡或所在地政府,进而获得生意上的便利。商会则作为桥梁，既可以协助政府合理引导民资，又可以代表民资在商业上与政府“谈条件”。湘商各地商会主动服务各种投资湖南的经贸活动；主动对接湖南各级政府、部门以及各级产业园区，宣传推介家乡发展情况，并利用民间资源为湖南招商引资。2012年4月，北京湖南企业商会引进了香港卫视国际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在株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立国际传媒区域总部，项目投资金额达2亿美元。

台湾湖南商会会长、台湾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熊子杰，经常组织台湾湖南商会团来大陆参加活动，进行考察，包括曾组织过一次八百多人的来华考察活动。自第三届开始，他就成为每届湘商大会的座上宾。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表示，这次湘商大会相对以往有点不一样，这次做得更为精简些，像主办方安排坐公交车，就很罕见。“即便走路都可以，看看株洲风貌，同时也锻炼了身体，想必也是极好的。” 

旧帮新命

从商帮到商会，中国的商会组织走了一个轮回，目前的商会既有传统商帮的地缘特性，有官商结合的历史烙印，也有市场经济的共性要求，更有国际化的创新压力。商会在中国，商会在路上。

“你看，这是李彦宏、马云，这是张朝阳，丁磊在这，还有邓峰，都是中国互联网行业的精英。”北京CBD，国贸中心办公室，汉能投资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宏指着十几年前的一张照片合影，恨不能将中国互联网精英收入囊中。

1999年，陈宏在美国组织华源科技协会，这是一种依托行业的商会组织。华源，取自“来源中国”的本义，成立的初衷是要帮助在硅谷创业的中国人投资。而陈宏的汉能，也是基于同样的取名风格：“中国人一定能”。

陈宏是中国留美学生创业者中最早一批的代表人物，他创立的GRIC公司1999年在纳斯达克上市，成为美国第一个将企业带上市的中国留学生，被旅美华人尊为榜样。2002年，美国《商业周刊》将陈宏的华源称为“连接中国商界明星和美国的桥梁”。在陈宏的召集下，华源吸纳了一大批中国IT精英，其中不少大腕级的，正是他视为珍藏的合影照里的主角，“我参与的协会里都是最好最高的精英，这里面的人一般人要见他们都比较难，但是他们都是我的朋友。”陈宏不无得意地说。 

政经一体，官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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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浙江商人的商会做得红红火火，不甘人后的秦商也打算试水商会，“学习浙商，希望大家能抱团做事”。而建立好与地方政府的亲善关系，是各地商会的共同目标，不用学也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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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宏是一个爱谈也很健谈的人，他穿梭在各种论坛中，媒体中时常能看到他的身影，听闻他的见解。2013年北京陕西商会换届大会上，陈宏从冯仑手中接过会长一职，做起了北京陕西商会第三任会长。

三年前，陈宏和冯仑、张朝阳、爱国者的冯军、张维迎，当时团中央书记陆昊（现任黑龙江省省长）吃了顿饭，饭桌上的主题是怎么把商会做好，如何把在北京最优秀最有名的企业家聚拢在一起参加商会。陈宏等人就是在那个时候集体参加的北京陕西商会。从第二届开始，真正有名望的企业家开始进入北京陕西商会。由于冯仑的名望，大家推举他做了第二任会长。

陈宏 第三届北京陕西商会会长，汉能投资集团董事长兼执行长，留学美国州立纽约大学石溪分校，1996年成立网络漫游公司GRIC，公司于1999登陆纳斯达克；2000年成立华源科学技术协会，以帮助中国人在美国主流社会成为成功商人。

北京陕西商会每三年一换届，6年前，在京的陕西商人在北京组了个圈子，会员70多个。“当时是一个很松散的组织，也没多少会员，只是一个很小的协会。”陈宏回忆，秦商们组建商会是受了浙江商人的影响。无论是陈宏、张朝阳还是冯仑这些陕西商会的骨干，他们和浙江人都打过不少交道。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曾多次参加浙江商会的活动，9月26日，他被湘商大会邀请作为特邀嘉宾参加商会发展论坛。给他印象特别深的，是浙江商会和福建商会，尤其是浙江商会，浙江商会下面有温州商会，迟福林去过的省份，几乎都有温州商会，“温州人打天下，它能够把商业的力量联合起来集中做事”。

迟福林 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

提到浙商，财经评论员叶檀也是刮目相看，叶檀是上海人，与浙江地缘很近，文化相通，浙江是她常去的地方，特别是最具争议的温州，她的文章不少源自这个中国民营经济做得最红火、影响最大的热土。“浙商现在能量很大，他们已经分流到县、市一级了。他们在项目的筛选，尤其在融资、互相帮助这个方面的力量都不可小觑，可以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浙江人就利用体制缝隙，游历于全国大街小巷，从事着修鞋、补伞和小商品的贩卖，那个时候，还没有商会这样的组织，他们是串街走巷的个体户，离乡背井的外地人。到了上世纪90年代，浙江人的生意越做越大，他们开始了产业升级，外贸加工、原材料采购。做大了的浙江人开始聚集、抱团，“温州街”、“台州街”、“义乌路”，各种带有浙江特色的群落开始在全国出现，温州商人率先组织商会，把温商的牌子打向全国，“有苦有处诉、有愁有人解、有难有人帮、有事有人助”。近年来，浙江商会开始结合政府，与政府相互助力，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政商一体化的商会模式。政府主导，企业主事。 “政经一体，官商结合是它的最大特点。”清华大学NGO研究所于为友教授对浙江商会这样评价。

商会活动邀请人的名录里，总有政府官员的身影。比如这一次北京陕西商会的换届会议上，新任会长陈宏对陕西省政府、省政府驻京办事处表示了感谢，而陕西省人民政府驻京办事处、经联信息处副处长冯晓君亲任副会长。

政府介入商会，湖南也不甘落后。2013年9月26日，在湖南株洲举办的湘商大会，湖南省政府干脆将商会活动办成了项目合作洽谈会，在商会活动上搞起了现场签约，湘商大会因此成为地方政府的聚宝盆。当地媒体对这次商会活动的报道更是大张旗鼓，直接以签了多少单子彰显业绩：“9月26日，2013湖南经济合作洽谈会暨湘商大会在株洲开幕，来自国内外的47个代表团、异地商会和湖南各市州及株洲市各县市区组团共1000余名客商参会。开幕式现场签约重大项目93个，总投资766亿元。”

对于商会活动变成政府的招商引资，叶檀并不感到意外，“政府会想尽所有的办法招商引资。招商引资政府直接在做，一些政府部门也在做，很多地方都有考核指标。”

陈宏执掌的陕西商会，同样与地方政府相处融洽。陕西商会经常接触各省的领导，省长、书记都有，他们经常聚餐，有时商会可以帮助介绍、引荐一些大的企业投资陕西，地方政府部门找不到的人，通过商会很容易找到。“昨天晚上参加完换届大会，我就去另外一个朋友家里，商会的几个老大都在。我跟他们讲，省委下次来的时候，我们就吃个饭聚一聚，看看我们陕西有什么机会，他们很赞同。”对陈宏来说，企业家和政府两边都有他的朋友，他和冯仑认识的一线企业家太多，资源算得上是顶级的。在北京陕西商会的名册里，记者发现刘永好、柳传志都被拉来做了商会咨询委员会的顾问，“当然很多跟陕西没有关系的企业不太好拉过来，但是我们都是好朋友。我们陕西企业家，特别是冯仑，还有布长集团董事长赵涛，他们愿意为陕西做贡献，把自己的资源分享给陕西，可以满足地方政府的需求。”

秦腔汇，秦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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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增强商会影响力，陕西商会已经将商会的地缘范围扩大了。刘永好和柳传志都不是陕西人，他们也被拉进商会领导层担任职务，除了壮大声势，还能从他们身上分享到更多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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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中国的商帮都以同乡为纽带。叶檀以广东商会为例，“广东人在外面经商，把商会当娘家，如果融资有问题都通过商会来解决。现在他们的商会有自己的微信群，有自己的网络平台，有自己媒体，信息传递很发达。他们在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会长，因为会长都是大公司的，商会跟地方的政府关系都比较好。”

对此，迟福林也有同感：“中小企业有商会的需求，他们可以借助商会的平台了解更多的信息，分享资源。大企业也要利用商会，他们要扩大影响力也必须借助商会，这些是相互需求的。”

陈宏说：“我们把在陕西出生、生活和工作过的人都算作陕西人，这个范围就大了。在陕西工作过的人很多，以前插队的知青在陕西的也都属于陕西人。另外就是在陕西有重大投资的，就是陕西之友、商会之友，其中特别有名的我们就拉到顾问委员会，比如柳传志，他在陕西念的书，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校友，刘永好，在陕西有很多投资。”

“这个平台把大家粘在一起。为地方和企业家搭建桥梁。这不是说一年两三个活动，或者开个会就可以解决了。”商会就是建立一个信息平台，在这个信息平台里，投资项目可以看得很清楚，会员们觉得在这个商会里有点收获。例如冯仑价值三百亿的西安立体城市得到不少企业家的看好和投资，项目的重要参与者刘永好，就是冯仑在陕西商会做会长期间拉进去的咨询委员会委员。

商会另一个作用是把一些有号召力的优秀企业家聚集在商会的最顶层，“冯仑是很典型的，他做会长的时候北京陕西商会发展得很快，就是因为他来挑头，我们大家愿意干。冯仑现在把会员做到六百多，我打算三年后突破一千。”对于商会的未来，陈宏显得信心满满。

经过三届磨砺，陕西商会的体制架构已经确立。“你可能体验到我们陕西商会的选举都是很严肃的，这个程序很严谨。”为了处理好新老会长之间的关系，陕西商会设定了一个会长，退下来的就做名誉会长，比如刚刚退下来的冯仑，他的头衔由会长变成了名誉会长。”而常务副会长就是配合会长工作的，是下一届的会长候选人，除非犯重大错误或者不愿意干了。”如今，北京陕西商会设了二十多个副会长，个个都是在京名企精英。“在第二届冯仑的带领下，我们把很多在北京优秀的企业家聚拢起来，你能想到的人都在我们商会里了。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在京秦商，有实力的企业家百分之百都在里面。”

张增科 新疆陕西企业商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乌鲁木齐新亿核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多年致力于促进陕西和新疆两地经贸合作。

张增科在受邀参加北京陕西商会换届大会前，他接待了在乌鲁木齐举行的杨凌示范区经济合作恳谈会。恳谈会上军人出身的张增科忙着回答两地地方领导的咨询，他自己也成为嫁接两地经济关联的纽带。“在2012年11月举办的第19届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贸代表团首次正式组团参展，自治区钱智参副主席亲自带队，现在，举办经贸合作恳谈会，目的就是进一步增进了解，扩大交流，搭建合作共赢的平台。”张增科对自己企业家兼联络人的角色颇感满意。

北京陕西商会的常务副会长郭家学更是一个经历曲折的人，白加黑，是他的得意之作，5年前，被称为医药狂人的郭家学走入人生低谷，将白加黑转让给了德国拜耳，东盛科技失去王牌，郭家学饮恨商场。事实上，在转让之时，白加黑的市场正如日中天，突来的变故，源自东盛科技资金链断裂。“如果不是家学将钱借给政府，他肯定是中国首富之一，一百亿到一千亿的级别了。”对于郭家学曾经遭遇的不幸，陈宏表示惋惜。

如何帮助会员，如何处理好会员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郭家学的经历，让商会的互帮互助成为商会关注的焦点，这是商会应当承担的职能，也是商会将来面临的一大难题。

搞商会并非中国专有，现代商会的来源是西方。近年来，海外在华商会与中国本土商会发展同样迅猛，呈现出治理结构更合理、管理与活动更人性化的特点。华南美国商讨会，就是众多西方在华商会的佼佼者，已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外事商会。

洋会长的关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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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奥巴马弟弟到中国地方政府领导，华南美国商会会长哈利·赛亚丁把政府公关做到了极致，哈利就是这样一个不拿酬薪只干活，忙于四处融通关系的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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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1日，华南美国商会会长哈利·赛亚丁被美国商务部授予“促进商业和平奖”。华南美国商会的辖区和美国驻广州领事馆的辖区一样,包括广东·广西·福建·海南。采访时，哈利的身上携带着奖章。这个奖项是在1790年由托马斯·杰弗逊设立的，至今获奖者不超过20位,是美国商务部授予公民的最高荣誉。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弗朗西斯科·桑切斯当时特地飞来广州为哈利颁奖。

哈利·赛亚丁（Harley Seyedin） 担任华南美国商会会长至今已十年有余，大力推动中美贸易发展，并将美商会在华南地区的会员从200家发展到2000多家。2013年4月，哈利获得美国『商业促进和平』奖章，成为美国商务部授予公民的最高荣誉的获得者。

哈利来中国已经22年，因为太太是中国人，哈利也从美国来到中国居住和工作。

哈利的公司开始时只是华南美国商会的一个会员企业。后来,哈利当选为会长,他不受薪，将大部分的时间都贡献给了商会。这个过程,尽管很累，但他很乐意，很开心。10年前，华南美国商会的会员仅仅只有211家，现在已经超过2300家,规模翻了10倍，哈利的会长也当了10年。

华南美国商会的会员增长这么快，说起来没有什么秘诀。和中国的商会一样，在哈利眼中，“美国商会不过就是会员需要的一个强大的组织和平台，为他们提供服务和一些投资机会，以及解决一些商业方面的问题。” 哈利和他的商会经常与中国的商会交流、沟通。无论是广东、广西、福建省以及中央政府，他们都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哈利是广东商会的名誉主席，也是深圳商会荣誉的副会长。

华南美国商会会员中有70%是美资企业，25%是合资企业和跨国企业，5%是一些高素质的中国企业。宝洁公司就是他们的会员企业，几乎在华南地区的世界500强，都是他们的会员企业。哈利介绍，“对于会员企业来说，一般只会加入两个商会，一个是他们本国的商会，另一个就是华南美国商会。”

作为会长，哈利最欣慰的是看到自己的员工是一群忠诚于美国商会的人，他们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才华横溢、能力卓著，同时，他们也是非常勤快的一群人，彼此之间相处得很好，就像一家子一样。对于会长的责任，哈利描述：“如果你管理的商会工作团队每天都非常开心地工作，那么效率会更高，能够为会员企业做出的贡献也更多。”

事实上，在华美国商会已经与中国本土商会的功能相似，这或许是投资国的国情所决定的。美国本土商会组织的功能就跟中国商会不一样，叶檀介绍：中国的商会是解决一些很实际、很具体的问题；而美国的商会基本上像一种游说组织，在国内是一股很重要的政治力量。

美国商会进入中国，也学会了与政府建立亲善关系。今年9月8日晚上，华南美国商会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派对，这是一个年度酒会，商会邀请了美国的乐队演奏，哈利会见了福建、四川、重庆的政府领导。

华南美国商会有个会员值得一提。奥巴马的弟弟马克先生也是哈利会长的老朋友。2002年马克来到深圳，当时哈利就与他相识，并成为了好友。自此之后,马克对商会的活动都非常支持，尤其在慈善事业方面。马克来到深圳之后,和一个孤儿院签订了协议,每个周六都会去那里义教钢琴。平时，马克和华南美国商会的很多活动联系都很密切。“马克的学术背景也非常好,他的本科是物理学位，还获得过斯坦福大学的一个硕士学位。马克能够写和读中文,他看了两遍《红楼梦》，还出版了一本研究《红楼梦》的书。他会写中国的书法,也是一个演奏团的钢琴师，他有一颗慈善的心。他当然也是华南美国商会的会员。”哈利为能有这样一位会员感到荣幸。 

中国化 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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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不同，企业文化不同，中外商会活动的侧重点就不一样。美国商会进入中国，面临中国化的选择，而中国商会同样也有国际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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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市场这个大染缸里，美国人的关系网比中国人的似乎更强大、更灵活，他们的活动，也体现出人性化的特点。从这个方面看，中美两国的商会各有侧重点。

提到商会活动，中美商会有不同的侧重点。陈宏的陕西商会每年都有年会，年会下午有论坛、吃饭。“除了年会，我们会跟其他商会会长之间的互访，一起去各个地方，这就不局限于去陕西，还包括我们到重庆或者别的地方去。”

美国商会组织的活动更娱乐化和亲情化，这是企业文化的不同决定的。除了日常的商务活动，华南美国商会有自己的棒球联盟，每年有大约300位4到17岁的小孩会参加到棒球联盟之中。赛季在天河体育中心举行，每周六都会在那里打棒球。他们的家长中有70位会担任教练，义务教孩子怎么打棒球。商会会提供一些队服，鞋子和一些必要的装备。“在每个赛季结束之后，我们就会举行一个盛大的夏日烧烤派对，会邀请到这个赛季所有的小朋友一起玩。整个赛季和最后的派对筹备工作相当繁重。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收获不少,也玩得很开心。”哈利介绍。

2013年美国总统大选，华南美国商会在广州富力君悦酒店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活动，“商会请一些中国朋友来猜一下谁会当选，他们大多数都猜奥巴马会当选。我个人本来是倾向于罗姆尼，但我猜奥巴马会连任。我在共和党中有非常多的好朋友。包括小布什，老布什……”

在现场参与竞猜的人群中，其中一位猜中的幸运儿，得到往返美国的机票。“这对于中国朋友来说,也是非常难得的一次体验美国文化的机会，能够更了解美国。”哈利已经令商会具备了促进中美民间交流的功能。

美国商会进入中国，面临中国化的选择，而中国商会同样也有国际化的需求。在迟福林看来：“中国是一个大池塘，越来越多的华侨华人在海外有投资，他们愿意通过商会的形式来了解国内的市场行情，借助商会的平台实现企业实现不了的。中国是大市场，这个市场依然存在，不会削弱，这是海外华人华侨、海外的企业来参与的最重要的渠道，这是国际化第一步。”

迟福林特别提到，国际合作的增多使一些商会活动涉及国际交流，甚至跨国官司。“目前福建商会正在做一个工业园区，几个企业联合起来走出去，今后这种企业联合走出去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多。此外，一个企业的国际交流也跟外面去打交道，甚至打国际官司。这样单个企业可能很困难，通过商会可以促进这以层面的国际交流。”比如福耀集团董事长、中国侨商会副会长曹德旺，在2001年—2005年福耀对美国反倾销官司中,他带领福耀团队历时数年,花费一亿多元,打赢了这场举世闻名、旷日持久的官司。

辜胜阻 改革要让政府向商会放权

走出中国最大的官办商会—全国工商联，辜胜阻呼吁商会应该办成市场化的中间组织，将商会办成介于政府、市场的『第三只手』，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助力。

辜胜阻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浙商研究会名誉会长、著名经济学家。

“商会比政府更懂企业。”面对记者的提问，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如是说。

从经济学的视野来诠释，辜胜阻认为商会是市场经济体系中“合纵”、“连横”的治理机制，起着承上启下的“平衡器”、“协调器”和“保险阀”的作用，具有政府不可代替的多层面经济职能。“当前行政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是政府要向社会放权，向市场放权，向商会放权。”

辜胜阻曾作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和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考察了东欧国家的商会，与韩国、日本的商会界人士进行了交流，他还考察过美国商会，中国台湾、香港、澳门的商会。他感言：“市场经济体制离不开代表商人利益的商会，也离不开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政府要协调平衡两者利益，使其共生共荣。”

浙商，是辜胜阻关注的重点。他将浙江比作中国民营经济的风向标。在他眼中，浙商的地位举足轻重，“浙江块状经济的发展和集群式创新模式对于中国民营经济‘集群化’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和示范作用。浙商注重群体发展，强调产业的‘扎堆’效应和创业者之间的‘扎团’理念，强调共生共荣。这种区域文化大大促进了产业集群和块状经济发展，形成了民营企业集群式创新的新模式。”

商会要承担中观管理职能

辜胜阻：商会具有强化社会管理、弥补政府“失灵”的作用。要推动经济转型和体制转轨，过去的“政府—企业”的二层结构必须转变为“政府—市场经济中间服务体系—企业”的三层结构，政府职能要由“全能政府”和“利益政府”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有限政府”和“中性政府”的转变。政府要改变“大包大揽”的格局，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特别要弱化政府微观、中观管理职能。政府在转变职能中让出的治理空间，可由包括商会在内的社会中间组织加以承接，以避免制度上的“治理真空”。

商会具有提供社会服务、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如果把政府作用的领域叫“公域”或“第一域”，企业活动的领域叫“私域”或“第二域”，那么作为公权补充和制衡的协调个人和群体、群体与群体以及群体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商会，则是“第三域”或“志愿域”。商会天生就是市场竞争和秩序规范的仲裁者。企业之间遇到纠纷往往“上法院，似乎不值；找政府，似乎不管用；上门打一架，似乎不妥；就这么认了，似乎太窝囊”。商会是内行人管行内事，局内人管局内事，对会员纠纷能够有效地自行调解。同时，商会也可以组织企业与政府主管部门之间的沟通对话活动，在工商、税务、金融、行业准入、权益保护等众多重要话题上反映民企的呼声。

辜胜阻：商会是劳动关系的“协调器”，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在当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劳动力结构性失衡的背景下，有必要重新构造劳动关系的协调机制，引入国际上通行的“三方协调机制”，建立由政府、工会组织和雇主组织组成的三方协商机制，形成企业与职工的双赢局面，都有重要意义。

商会也是利益“平衡器”，有利于新社会阶层自律和维权。商会是行业自律组织，市场秩序由无序到有序需要市场组织内部的自律。作为组织的力量，商会可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提高发展素质。同时，商会还应具有他律性。通过对市场主体行为实施监督，为国家立法提出全行业的共同意见和建议，如通过参政议政和学术研讨等，影响公众政策和法律的制定，为同业企业进入市场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准入规则。

记者：商会对商人、对企业、对社会的价值在哪里？

辜胜阻：商会作为连接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桥梁”，不仅能办成企业想办而办不到的事，也能让政府了解到企业最真实的需求。

具体而言，第一，商会为会员企业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商会能提供信息服务，降低企业信息成本；提供培训服务，使企业员工的技能和知识不断更新；提供中介服务，为企业牵线搭桥，增加成员的交易机会；积极开展创业辅导、政策咨询、技能培训等服务，鼓励和支持个人创业，积极配合政府建立和经营“孵化器”。

第二，商会能实现内部资源整合共享。商会作为一种中介组织，能提高企业的内部资源组织化水平和外部竞争能力整合程度。

第三，商会能促进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交流沟通。政府的意愿通过商会转达到广大的会员，会员的想法、要求和需要通过商会转达到政府。商会也可以组织企业与政府主管部门沟通对话活动，在工商、税务、金融、资本市场、行业准入、权益保护等众多重要话题上反映民企的呼声。

第四，商会能协调各方利益主体。避免或解决各商会组织之间、商会内部成员之间在竞争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协调其成员的经营活动在不限制竞争的前提下，防止不正当竞争和抑制恶性竞争。

此外，商会还在行业自律、企业维权、纠纷仲裁、国际交流等多层面促进民营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浙商要做带头羊

辜胜阻：浙商的发展，与浙江商帮的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商帮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是，要有共性的区域文化。“浙商”文化最核心内容是“敢为天下先、敢争天下强”的创新精神和“人人想赚钱、个个当老板、处处创事业”的创业意识。鲁冠球、马云等“新浙商”的标志性人物，都是这种创新意识、创新文化的引领者和代表者。

我所了解的浙江商人，多具有吃苦耐劳、崇商敬业、敢于冒险的品质、有强烈的致富欲望和创业冲动、以及“宁为鸡头，不作凤尾”的强烈的老板情结。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有眼光，能看到市场潜在的商业利润；二是有能力，有胆略，敢冒经营风险，从而取得可能的市场利润；三是有经营能力，善于动员和组织社会资源，进行并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最终获得利润。冒险精神是企业家的重要品质，这也是浙江民营经济发达并且能成为商帮的重要因素之一。

依托商帮的强大凝聚力，商会在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0年，活跃在世界各地的以浙商为主要会员的协会、联合会、商会、促进会共四千多家。规模庞大的浙江商会组织为浙江企业提供了很多交流合作机会，开拓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是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有统计显示，2010年杭州地区有两千多家商会会员企业参加了四十多次经贸合作活动，为企业寻找创业和发展机遇创造了条件。

辜胜阻：浙商行走天下，浙江商会也随着浙商的脚步遍布五湖四海，浙江商会对商帮的成长和区域经济发展影响巨大，有不少经验值得其他商会借鉴。

一是商会通过整合资源，促进市场细分和企业协作，提高产业组织化程度，形成富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产业集群是促使区域竞争优势形成的重要力量，是区域经济活力的有力保证。商会可以发挥其“合纵连横”的资源整合功能，利用自身的集合性弥补企业的单一性和分散性，实现资本的扩大效应和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产业内有序分工与协作，进而打造有特色、有价值、有专长的产业集群。在浙江商会的引导和培育下，浙江产业集群和区域块状经济已发展得相当发达。

二是商会通过发挥较强的凝聚力，集中力量打造区域品牌，推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商会不仅能利用其组织和服务功能，动员企业多以整体形象出席各类活动，提高本地商品知名度，共创区域品牌，还能制定产品和服务质量标准，通过引导企业从自发创建企业品牌向自觉塑造区域品牌转变。像“浙商”品牌在遍布世界各地的浙江商会的共同努力下，已经成为浙江商人行走

五湖四海颇具影响力的名片。

三是商会特别是异地商会能给予企业更为广阔的合作空间，促进不同区域之间合作发展。异地商会对家乡和企业所在地的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异地商会能引导企业“走出去”拓宽家乡产品的市场空间。在外地温州人经营销售的产品中，温州产品占58%，外地温商已经成为温州产品销往全国各地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异地商会能促进其所在地的市场繁荣和经济发展。异地商会的设置以及外地企业的建立不仅能为当地经济发展带来丰富的资本、技术和人才，还能充分发挥“鲶鱼效应”，激发当地市场经济的活力，实现两地企业的共同发展。

此外，凭借“两头熟”的人脉资源和信息优势，异地商会成为“以商引商”的重要载体，是连结两地经济社会的窗口和纽带。近年来浙江为加快区域经济转型发展的步伐，呼吁“浙商回归”，共商浙江发展大计。在此过程中，商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异地商会已经成为组织浙商回归的重要力量。

曹德旺 自治、自律、自觉

商会是慈善公益组织，不是老婆孩子店。做商会，要有一颗公益的心，还有正确的追求。

曹德旺 1946年出生于福建福清 ，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董事长，中国侨商会副会长。从1983年第一次捐款至今，曹德旺累计个人捐款近60亿元，认为财施不过是“小善”。

商会是一种非盈利的公益机构，它不以盈利为目的，当然也是社会公益的机构。在台湾、香港、新加坡，商会接受社团法管理，与义工组织、志工组织、社团组织是同一个档次，也叫慈善公益机构。慈善公益是两块，一块就是社团法人，第二块是财团法人，像我成立的河仁慈善基金会，基金注册可以经营，但是经营所得的归慈善，这就是财团法人性质。

既然商会是慈善公益机构，那么作为这个机构的领导，应该把定位弄清楚了，才会明白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商会也有领导和会员之分，不管你是会长还是会员，权利都是平等的。会长的身份是召集人，而不是有什么特权，他在商会里的作用就是承担责任。会长的具备条件必须是德高望重，大家相信他的能力与品行，第二是他有热心公益的激情。作为会员，应该知道这个协会是他们的家，他们也应该关心这个家。大家应该按章程的规定自治、自律，会员们的义务，应该自觉去履行，去做，商会的事情不单是会长的，也是大家的，大家都靠会长，下面工作怎么做？

要把商会做好，首先要有良好的动机，如果组建商会目的是为了用名片去忽悠别人，或者去跟政府打交道，多做几次，下面的会员就不相信你了，大家都不相信你，自己就都白干了。现在很多商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包括一些从国外回来的商会，你去查它的地址就会发现，商会的地址就是他家的地址，整个会员就是他的老婆孩子和他，他用这个名片忽悠别人。没有人说家里的成员不可以，但是这样做肯定不好。所以，做商会应该首先理解商会是慈善公益机构，要有正确的追求。

慈善实际上是公民素质的体现，慈善不一定要捐钱，是要培养公民的悲悯心、同情心、爱心、善心，有了这些的同情心、爱心以后，那谁有困难，你肯定会去帮助他。困难不一定就是给钱，有的只是需要你去安慰他，有的只是需要你认真地去听他说什么，好像家里的老父亲老母亲，他非常渴望你每天回去看他，不一定是你带什么东西来吃，其实如果你有孝心的话，你自己心里要念叨着父母，有时间你就去看一下他们。孝心是这样，慈善也是这样。

现在商会也组织一些慈善活动，比如给灾区捐款捐物，这种事情，做了就是对的，但绝不是为了沽名钓誉，商会最大的追求应该是培养会员有互助互救的精神。

商会扶危救困，首先要帮扶自己内部的成员。为什么要成立商会，会员们为什么会加入商会？首先，参加商会的成员都是自愿的，入会的时候，都是希望抱团共同抵御外面的人欺负我们；第二就是防止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第三可以互通信息；第四互帮互助，因为做生意好多时候会很困难，难免有时高有时低。

在国外，不同商会组织成员之间发生经济纠纷，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告状，是先通过双方商会的会长解决，会长与会长谈判，再谈不下来，才打官司，成员之间的矛盾纠纷基本上百分之八九十都是由商会会长解决，生意就是要这么做。中国现在很多商会都没有做到这些，中国人相信法官，整天打官司。道理没有办法讲，越讲越乱，同样的事情，不同阶层的人有不同看法。

国际上，商会会员与会员之间的矛盾可以由商会出面协调，但中国这个方面做得还不够。比如英国，由于经济衰退，年轻人整天示威抗议，政府考虑把这些人抓起来也不是办法，后来商会出面，找这些年轻人开座谈会。年轻人说我要工作，商会里生意界的长辈就教你怎么做生意，并且帮你做。在中国，这种事情不好推动，主要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制度跟他们不同。中国的年轻人喜欢当官，受的教育是应试教育，素质教育不够。英国人偏重素质教育，一没了工作就想去跳楼；中国的大学生毕业几年没有工作，也没关系，因为他等着做公务员嘛。

台湾的商会与协会组织多如牛毛，相互之间也很抱团，比如疫苗协会、医救协会，台湾的医救协会有几百上千个，因为没有政府管，他们在市场经济中主要发挥了一些作用，淡化了政府的管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