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寻找一份文件
我经常想起傅斯年的话:“我们不是读书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新思想旧习惯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着。寻找材料,如果有这种劲头,也会有意外收获。
有好几年时间,我很关心当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反右派情况,因为我有一个感觉,了解一所中国最好大学里文科的政治运动及其结果,对观察中国当代学术史很有帮助。
关于北大中文系的反右情况,这些年学界有一些研究,但我以为最关键的还是要设法寻找当年的原始文件,只有找到了原始文件,有些历史才能比较容易得到索解。
有一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张元勋先生出版了一本回忆录,马上找来读过,不久又在网上看到沈泽宜先生一篇长文,对张先生的回忆有一些批评。张元勋先生,我十几年前,在曲阜大学他家中长谈一次。那年我恰好有济南之行,当时还在曲阜的李新宇兄坚邀到他那里看看,盛情难却,遂又有曲阜之行。我当时就希望张先生能写一本回忆录。
经常在网上游荡,记不清楚是何时留下一个印象,沈泽宜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当年北大反右的时候,他曾在压力下作过一次检查,那份检查中保留了一些史料,他的检查是最接近原文的一个文件。可惜他没有这份文件了,记得文章中他说,如果有人看到这个文件,可以和他联系。
我对北京大学反右时出版的杂志,多少有些了解,也有一点收集。我当时就想,我来为这段历史寻找这份文件。
我相信,不怕贼偷就怕贼惦着。在学术研究中,也是这个道理。我到北京几次,都去有旧书的地方观察,但终无收获。我在网上的旧书店发过帖子,重金求购,也没有结果。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不知道沈先生提到的这个文件的具体标题,所以很难下手。但我没有失去信心,我有一个直觉,只要世间有这个东西,它总会出现,因为有“贼惦着”,它一出现,我就会去“偷”。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我经常在网上买关于反右派的史料,开始很容易得到,但后来发现有很多人在收集,我以为是好事,只要能保留文献,对历史都是贡献。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了一份《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的材料,由北京大学浪淘沙社、北京大学校刊合编,1957年7月27日出版。北大反右时的浪淘沙社,我很熟悉。因为这个社团出版的杂志我基本都见过,所以看到这个材料,我有一种直觉,它应该就是沈先生提到过的那份文件。但在网上买东西,不是发现了你就能得到,因为是拍卖,所以要这个文件的人很多,几页纸的一份文件,最后要三百多块钱,还没有落在我手里,当时我非常失望。好在网上买同一类材料的人都有同情心,对方很快来信答应复制一份给我,虽非原件,但也聊胜于无。
就在我为失去这份文件沮丧的时候,机会真正到来了。拍到这份文件的人在香港,不好与内地发生交易,卖主就把这份文件转卖给我了。
我还没有和沈先生联系,不知道这份文件是不是他提到的那份,但不管是不是,我看到的这份文件,确实保存了一些史料。文件中沈先生文章的题目是《我向人民请罪》,小字排印,约有三个页码。
今年5月间,我在南京,见到拍过《寻找林昭》纪录片的胡杰,他说和沈先生认识,我就把那个文件复制了一份托他转给沈先生,不知沈先生收到了没有?
我经常想起傅斯年的话:“我们不是读书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着。寻找材料,如果有这种劲头,也会有意外收获。
有好几年时间,我很关心当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反右派情况,因为我有一个感觉,了解一所中国最好大学里文科的政治运动及其结果,对观察中国当代学术史很有帮助。
关于北大中文系的反右情况,这些年学界有一些研究,但我以为最关键的还是要设法寻找当年的原始文件,只有找到了原始文件,有些历史才能比较容易得到索解。
有一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张元勋先生出版了一本回忆录,马上找来读过,不久又在网上看到沈泽宜先生一篇长文,对张先生的回忆有一些批评。张元勋先生,我十几年前,在曲阜大学他家中长谈一次。那年我恰好有济南之行,当时还在曲阜的李新宇兄坚邀到他那里看看,盛情难却,遂又有曲阜之行。我当时就希望张先生能写一本回忆录。
经常在网上游荡,记不清楚是何时留下一个印象,沈泽宜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当年北大反右的时候,他曾在压力下作过一次检查,那份检查中保留了一些史料,他的检查是最接近原文的一个文件。可惜他没有这份文件了,记得文章中他说,如果有人看到这个文件,可以和他联系。
我对北京大学反右时出版的杂志,多少有些了解,也有一点收集。我当时就想,我来为这段历史寻找这份文件。
我相信,不怕贼偷就怕贼惦着。在学术研究中,也是这个道理。我到北京几次,都去有旧书的地方观察,但终无收获。我在网上的旧书店发过帖子,重金求购,也没有结果。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不知道沈先生提到的这个文件的具体标题,所以很难下手。但我没有失去信心,我有一个直觉,只要世间有这个东西,它总会出现,因为有“贼惦着”,它一出现,我就会去“偷”。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我经常在网上买关于反右派的史料,开始很容易得到,但后来发现有很多人在收集,我以为是好事,只要能保留文献,对历史都是贡献。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了一份《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的材料,由北京大学浪淘沙社、北京大学校刊合编,1957年7月27日出版。北大反右时的浪淘沙社,我很熟悉。因为这个社团出版的杂志我基本都见过,所以看到这个材料,我有一种直觉,它应该就是沈先生提到过的那份文件。但在网上买东西,不是发现了你就能得到,因为是拍卖,所以要这个文件的人很多,几页纸的一份文件,最后要三百多块钱,还没有落在我手里,当时我非常失望。好在网上买同一类材料的人都有同情心,对方很快来信答应复制一份给我,虽非原件,但也聊胜于无。
就在我为失去这份文件沮丧的时候,机会真正到来了。拍到这份文件的人在香港,不好与内地发生交易,卖主就把这份文件转卖给我了。
我还没有和沈先生联系,不知道这份文件是不是他提到的那份,但不管是不是,我看到的这份文件,确实保存了一些史料。文件中沈先生文章的题目是《我向人民请罪》,小字排印,约有三个页码。
今年5月间,我在南京,见到拍过《寻找林昭》纪录片的胡杰,他说和沈先生认识,我就把那个文件复制了一份托他转给沈先生,不知沈先生收到了没有?
我经常想起傅斯年的话:“我们不是读书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