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全球气候博弈】中国的角色
评价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综合实力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污染型的经济，这表明你没有竞争力，不合潮流，对外对内都不好，要把这顶帽子甩出去。
今天我们说我们处在发展的早期阶段，跑冒滴漏、高污染、高排放，情有可原。再过２０年，我们还能这么说吗？中国要利用气候变化这场国际博弈，促进提高中国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中国的富强，应是一种积善成德、施惠于人的力量
中国在气候变化这场国际博弈中，从最初的规则制定就参与，而且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当年中国积极参加并发挥影响的，是在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确立“共同但有区别”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已由各方接受，成为国际环境问题的一个准则，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胜利。这是中国，也是整个发展中国家的立场。这是老一辈谈判家们给我们留下的遗产。
《京都议定书》你要不去谈判，就跟发达国家一起减排了，那样可能我们的发展空间、环境容量资源、应该去要而且能得到的利益都会没有。《京都议定书》谈得特别好，一方面让发达国家去减排，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有清洁发展机制，总体说对发展中国家非常有利。这都是经过艰苦斗争争取来的。
当然这种事情到底能持续多久，又取决于第二轮博弈。国家形势的变化，实力的变化，整个气候变化形势的变化，这些都将对这轮博弈产生影响。谈判者的任务就是要及时分析这些情势的变化，根据国家的大政方针，制定出一套最有利于国家利益的谈判方案，而且实现它。
谈判的主动权不仅是谈判谈出来的，谈判者背后依托的更是国家的实力，国家的政策和战略，这是你主动权的来源。如果国家大政方针有问题，再怎么谈，也不会有主动。
气候政策谈判从１９９０年开始，现在的中国跟那时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个时候我们一味地强调我得发展我得排放，我不能承诺，当时国际气候谈判圈里称中国是Ｍｒ．ＮＯ。从历史的眼光看，我们也应该这样，这样的立场一点错误都没有，也符合把国家利益最大化这个目标，给国家争取发展空间。
但是斗转星移，十七八年过去了，从《京都议定书》的通过到现在也已经１０年了，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承受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ＩＰＣＣ）的研究成果也进一步证实气候变化的严重性，但是最大的变化我认为就是中国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中国在审视气候变化战略的时候，更看重国内战略。节能减排，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这些提法由来已久，并不是说以前不倡导。“九五”期间就谈到两个转变，其中之一就是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节约型转变，那时中国也在搞绿色跨世纪计划、治理淮河等等，也很热闹。本质上今天的政策是当年政策的延伸，变是变在程度和重点上。
今天强调科学发展观、资源节约型社会、循环经济、节能减排，强调的程度是史无前例的。但这也不是空穴来风，标新立异，是有深刻的客观背景的。主要是“十五”期间遇到了非常强烈的资源约束，另外中国进入一个我说的高资源、高能源消耗的发展阶段。十年前我们也在修路盖房子，但都没有今天多。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科学发展观等这一系列主张，已经成为中国当今发展战略的主旋律。
这个变化势必然影响到气候变化政策。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一些基本的观点、立场没有也不必改变，积极推进节能减排，把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和国内的环境问题结合起来，这些在今天强调得要更多更突出。
然而，我以为中国气候变化政策的目标恐怕要有个变化，原有的政策目标依然还存在，包括为中国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保护中国的国际形象、支持国际正义、尽可能保护气候等，但有一点过去很少提及，那就是要用气候变化这场国际博弈，促进提高中国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这也应该成为气候变化政策的多目标之一。
评价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综合实力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污染型的经济，这表明你没有竞争力，不合潮流，对外对内都不好，要把这顶帽子甩出去。如果真能通过这场国际博弈，让中国经济在二三十年后变成一个更清洁的低碳经济，对应的技术我们也掌握了很多，到那时中国的经济就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今天我们说我们处在发展的早期阶段，跑冒滴漏，高污染，高排放，情有可原。再过２０年，我们还能这么说吗？但现在有这样一个风险，如果我们不努力，不掌握这样的技术，尽管经济总量上去了，但经济性质还是低档次的。国际上的趋势是采纳清洁的技术，无论是电厂还是化工产品，如果到时候我们生产的这些产品没有采纳清洁技术，很有可能出口受阻，那时还得去学习引进别人的技术，还是没有竞争力，还是不行。
这是一个我们要思考的更深层次的问题。
中国面向世界还有一个更高的战略考虑。中国发展方向是要跟世界更和谐地相处、融于世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扮演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角色。实际这里面有一个更深的价值观的含义：假如中国真正富强了，应该是一种积善成德、施惠于人的力量。
这事关一个大国以一种什么姿态出现在世界民族之林。其实中国还没怎么着呢，就让世界很恐慌了。中国提和谐世界，这很聪明。不管出于功利还是道义，一个国家还是要讲德，讲价值观，你的价值观是不是有吸引力，是不是让别人向往，这是一个国家能不能崛起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本报记者邓瑾采访整理）
中国在气候变化这场国际博弈中，从最初的规则制定就参与，而且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当年中国积极参加并发挥影响的，是在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确立“共同但有区别”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已由各方接受，成为国际环境问题的一个准则，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胜利。这是中国，也是整个发展中国家的立场。这是老一辈谈判家们给我们留下的遗产。
《京都议定书》你要不去谈判，就跟发达国家一起减排了，那样可能我们的发展空间、环境容量资源、应该去要而且能得到的利益都会没有。《京都议定书》谈得特别好，一方面让发达国家去减排，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有清洁发展机制，总体说对发展中国家非常有利。这都是经过艰苦斗争争取来的。
当然这种事情到底能持续多久，又取决于第二轮博弈。国家形势的变化，实力的变化，整个气候变化形势的变化，这些都将对这轮博弈产生影响。谈判者的任务就是要及时分析这些情势的变化，根据国家的大政方针，制定出一套最有利于国家利益的谈判方案，而且实现它。
谈判的主动权不仅是谈判谈出来的，谈判者背后依托的更是国家的实力，国家的政策和战略，这是你主动权的来源。如果国家大政方针有问题，再怎么谈，也不会有主动。
气候政策谈判从１９９０年开始，现在的中国跟那时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个时候我们一味地强调我得发展我得排放，我不能承诺，当时国际气候谈判圈里称中国是Ｍｒ．ＮＯ。从历史的眼光看，我们也应该这样，这样的立场一点错误都没有，也符合把国家利益最大化这个目标，给国家争取发展空间。
但是斗转星移，十七八年过去了，从《京都议定书》的通过到现在也已经１０年了，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承受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ＩＰＣＣ）的研究成果也进一步证实气候变化的严重性，但是最大的变化我认为就是中国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中国在审视气候变化战略的时候，更看重国内战略。节能减排，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这些提法由来已久，并不是说以前不倡导。“九五”期间就谈到两个转变，其中之一就是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节约型转变，那时中国也在搞绿色跨世纪计划、治理淮河等等，也很热闹。本质上今天的政策是当年政策的延伸，变是变在程度和重点上。
今天强调科学发展观、资源节约型社会、循环经济、节能减排，强调的程度是史无前例的。但这也不是空穴来风，标新立异，是有深刻的客观背景的。主要是“十五”期间遇到了非常强烈的资源约束，另外中国进入一个我说的高资源、高能源消耗的发展阶段。十年前我们也在修路盖房子，但都没有今天多。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科学发展观等这一系列主张，已经成为中国当今发展战略的主旋律。
这个变化势必然影响到气候变化政策。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一些基本的观点、立场没有也不必改变，积极推进节能减排，把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和国内的环境问题结合起来，这些在今天强调得要更多更突出。
然而，我以为中国气候变化政策的目标恐怕要有个变化，原有的政策目标依然还存在，包括为中国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保护中国的国际形象、支持国际正义、尽可能保护气候等，但有一点过去很少提及，那就是要用气候变化这场国际博弈，促进提高中国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这也应该成为气候变化政策的多目标之一。
评价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综合实力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污染型的经济，这表明你没有竞争力，不合潮流，对外对内都不好，要把这顶帽子甩出去。如果真能通过这场国际博弈，让中国经济在二三十年后变成一个更清洁的低碳经济，对应的技术我们也掌握了很多，到那时中国的经济就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今天我们说我们处在发展的早期阶段，跑冒滴漏，高污染，高排放，情有可原。再过２０年，我们还能这么说吗？但现在有这样一个风险，如果我们不努力，不掌握这样的技术，尽管经济总量上去了，但经济性质还是低档次的。国际上的趋势是采纳清洁的技术，无论是电厂还是化工产品，如果到时候我们生产的这些产品没有采纳清洁技术，很有可能出口受阻，那时还得去学习引进别人的技术，还是没有竞争力，还是不行。
这是一个我们要思考的更深层次的问题。
中国面向世界还有一个更高的战略考虑。中国发展方向是要跟世界更和谐地相处、融于世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扮演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角色。实际这里面有一个更深的价值观的含义：假如中国真正富强了，应该是一种积善成德、施惠于人的力量。
这事关一个大国以一种什么姿态出现在世界民族之林。其实中国还没怎么着呢，就让世界很恐慌了。中国提和谐世界，这很聪明。不管出于功利还是道义，一个国家还是要讲德，讲价值观，你的价值观是不是有吸引力，是不是让别人向往，这是一个国家能不能崛起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本报记者邓瑾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