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书架】年少读书旧事

金庸小说给我最多的,是一种人格教育。郭靖、杨过、乔峰,才是我少年时代的偶像,而非谭咏麟和张国荣。而“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更是不知不觉深印在心,从此难忘。

责任编辑:刘小磊

周保松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金庸小说给我最多的,是一种人格教育。郭靖、杨过、乔峰,才是我少年时代的偶像,而非谭咏麟和张国荣。而“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更是不知不觉深印在心,从此难忘。

我1985年移民香港,1987年考进何文田官立中学做插班生,读初三,一直读到1991年入中文大学。还记得初入何官,最大的感受,是学校有自己的图书馆。图书馆不算大,藏书不算多,对我来说却已是天堂,因为之前在大角咀的中学,只有一层楼,连校舍也谈不上,完全没有读书的环境。进了何官,我是入了一个新天地,开始我的少年读书时代。

图书馆借书的人不多,有木造的长书台,有各种绿色小盆栽,午后还有阳光穿过窗口,一条一条打在书架上,造出不同光影。我那时活得有点忧郁,放学后,常常一个人坐在角落安静看书,直到学校关门。读课外书,成了我生活最大的寄托。现在我每一忆及那些零碎片段,就会想起岩井俊二的《情书》。不是因为女主角藤井二,而是因为电影中的色调和情怀,总能在我的图书馆时光中找到线索和共鸣。

我在图书馆读过什么,大部分忘记了,大抵是《读者文摘》和《突破》之类,健康又励志。不过,图书馆很快便不能满足我的读书欲,因为太少我想读的书。现在回想,我开始明白背后原因。一是学校投放在图书馆的资源不多,每年用在购书的钱有限;二是作为官校,选书方面一定很小心,不可能给我们读到太多“离经叛道”的东西。不过,这对我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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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刘小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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