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金宇澄 好作家要独特

《繁花》发表之后, 金宇澄突然变成众所周知的“潜伏者”。回到《繁花》之外的世界,金宇澄还是原来那个喜欢待在办公室里安静工作的中年人。

《繁花》发表之后, 金宇澄突然变成众所周知的“潜伏者”。回到《繁花》之外的世界,金宇澄还是原来那个喜欢待在办公室里安静工作的中年人。

 

初秋的午后两点,天气依然闷热。静安区巨鹿路675号,上海市作协的院子里,是一栋宁静安逸的老洋房。沿着陈旧的木质楼梯,能一路走到金宇澄的办公室。推开门,宽敞明亮。

这幢洋房原是旧上海实业家刘吉生的宅第,由著名建筑师邬达克1926年设计建造,耗计20万银元,以高至两层门廊、爱奥尼克石柱、蝴蝶喷泉、普绪赫女神雕像而闻名,被公认为上海最美的花园住宅。1950年代,改由上海作家协会使用至今。“文革”时期,这里一片狼藉,所幸女神雕像被一花匠埋入泥土得以保存。如今,雕像仍然立于庭院中央,成为“爱神花园”的灵魂所在。

历史的沧桑,化为几代作家的摇篮。作为上海文学事业的中枢,《收获》、《上海文学》、《萌芽》以及《上海文化》编辑部都设在这里,夏衍、巴金、丰子恺等文坛大师也在这里留下足迹。1988年,金宇澄任《上海文学》编辑,他的“书房”与《收获》同在三楼。在这里,金宇澄看了26年的小说稿件。“编辑最不一样的地方,读稿比看书多。”金宇澄说。

看稿、阅读、写作,金宇澄的办公室早已被他视作书房。在这里,目光所及之处都被各类书籍占据。有在书架上排列整齐的,也有杂乱堆放成摞的,还有的书被他收在了办公桌旁靠墙的两个大书柜,以及后面房间的橱子里。

金宇澄 原名金舒舒,作家,《上海文学》常务副主编,被称为小说界的“潜伏者”。2012年以满纸沪语完成了一部描写上海市民生活的长篇小说《繁花》,作品问世后反响强烈,一举摘得中国小说学会年度“长篇排行榜”榜首、“华语传媒文学奖”、“施耐庵奖”、 “鲁迅文化奖”、央视“中国好书”、“五个一工程”奖等重量级文学大奖。小说问世一年后,香港著名电影导演王家卫取得了《繁花》的影视版权。

其中一个书橱放着许多作者的来稿。“我没有藏书意识,每次搬家都会送掉好多书”,金宇澄说,专业研究者或许需要坐拥书城,对于小说家来说,藏书量并不特别重要。书大多是自己买,也有朋友送的。“现在逛书店的时间比较少,网上看到不错的书,就叫单位的小朋友帮我买。”

金宇澄强调,对于小说家而言,哪里都可以是书房。“有的人比如我,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家和单位也就是最主要的书房,甚至我在这里(办公室)待的时间更长。”搬过几次家之后,金宇澄选择开放式格局,家中的客厅和书房都混在了一起,“和传统意义上的书房不太一样”,家里任何地方都有书,“写东西用手提电脑,经常在沙发上看书,写文章。到处有书,厕所里也有书。所以书房究竟是个什么概念,我不知道。”

“地下”阅读史

一个人的阅读趣味,大多是在青少年,甚至童年时代就被刻下某种烙印的。

1960年的少年时代到1970年的青年时代,是金宇澄在书籍中成长的十年。记忆中,他曾经的阅读圣地,是一座位于上海复兴中路的少年儿童图书馆 。读了什么书早已记不清楚,脑海中浮现的是一路通往图书馆的风景—甬道悠长,两边的金色梧桐摇曳,对面的法式公寓终日传出悠扬的琴音。

没读完初一,“风景”突然被“文革”画面切换。金宇澄父亲是打倒对象,全家搬到了沪郊。有次他听同学议论,少儿图书馆的大门被钉死了。图书馆一直是部分学生组织的注意目标,金宇澄大哥学校的多个学生组织也紧盯着校图书馆。有一天,校外某个学生组织突然行动—在驻校多个学生组织的眼皮底下,所有“有批判价值”、“反动”图书,被迅速搬走。

金宇澄眼中属于书里书外的各类“风景”戛然而止,他的“地下”阅读史也在此时拉开帷幕。除家中一套1940年代出版的《鲁迅全集》之外,金宇澄最早接触的大部分是苏俄作品。“《塞瓦斯托波尔故事》是很少见的版本,托尔斯泰早期的战地特写集。还有《顿河故事》(草婴译,50年代上海文艺版),是大名鼎鼎肖洛霍夫早期的习作,强调人性张力,父子、兄弟相残,赤裸而惨烈……”金宇澄回忆道,“我这一代的阅读,基本是乱翻乱看,是无系统的即时行为。某种既鄙视图书、也对书籍极其珍视的大背景,形成了我这代人所谓的‘地下’阅读史。”

洋房里的壁炉被书籍堆满,壁炉上方是长长一排的《文艺月报》(《上海文学》前身),红黑封面交错摆放,却也给书堆增添了一分雅致。

沿着陈旧的木质楼梯盘旋而上,便是金宇澄的办公室书房,同时这里也是曾经的上海文学事业中枢,夏衍、巴金、丰子恺等文坛巨匠在这里留下过足迹。

上海记忆

而今的金宇澄,被很多人与上海的城市记忆联系在一起,《繁花》也成为海派文化符号之一。有人称他为“老克勒”,但是他不喜欢这个称呼。旧上海所谓的“老克勒”,也许是最早吸收西方文化的那一群上海人?经历殖民地时期的上海摩登年代,衣着摩登、讲究生活的品位格调?“我不是这样的人”,金宇澄说。

不愿成为“老克勒”中的一员,那究竟何谓上海人呢?金宇澄觉得,只要在上海,就是上海人。“上海人,很少有所谓那曾经‘小渔村’的子孙,上海人来自四面八方,等于费里尼说的罗马—上海同样是一个‘遭人诟病’的城市,是一个有很多孩子的母亲,她随便他们来,随便他们走,母亲一直是不管的,母亲管不过来—改革开放后的上海,是经历了1840年开埠后最大的人口迁徙潮吧,应该来了两千万人。”金宇澄说。因此,《繁花》是用“改良沪语”写的一部小说。“为什么要把语言改到大家都能懂?我并不想强调上海和其他地方的高下对比,仅仅是把这个城市和其他城市不一样的地方描述出来。上海味道,并不拒人千里之外。”

在上海这个独特的城市里,多少悲欢离合一直在上演,《繁花》密密麻麻写满了市民生活的琐碎。有个饭局,金宇澄遇到一个女孩子,当别人问她何时结婚时,她回答说,“我阿姨跟我讲,让我先包三年,到时候再说”。金宇澄问她阿姨在做什么?她说,“我阿姨给一个日本人包着”。金宇澄记住了这个故事,“其实‘包’这个字,《金瓶梅》里已经出现,只是环境和对象变更了。饭桌上后来有人说,这种弄堂里的小姑娘,如果找一个小职员结婚肯定会吵架,如果找一个大领导,优质香港人、日本人生活三年,品位就上去了,腔调不一样了,不等于是上一个‘硕博连读’免费三年学习班吗?”

饭局,经常是金宇澄听取故事的地方。“饭局是中国人的特色,城市人的特色,也是中国文学必须要表现的内容”,金宇澄说。除了工作上的应酬,和文学圈的朋友聊天,更重要的是和底层的圈子吃饭—《繁花》里的主人公小毛,正是这个底层圈子里抽出来的形象。而表现小毛这类群落的饭局,是为了换一种讲故事的方法。“如果大家集中写知识分子苦闷的生活,那我就写没有知识分子的生活,写小市民的、一点都不装的、非常俗世的生活。”

此刻金宇澄突然发问,“你和你的小学同学有来往吗?也许大学同学还有几位谈得来的,但小学同学肯定没有”,他旋即说,“如果你碰到小学同学,才能发现社会的另外一面。说不定有人生了三个小孩,有人在摆摊,他们的世界观你了解吗?”

文学不是风花雪月

写了《繁花》之后,金宇澄的生活有了很多变化—这部无心插柳的小说拿了很多奖项,影视版权已经被王家卫购买,想要采访他的媒体和意想不到的盛誉一起蜂拥而至……

近来让金宇澄屡次见诸报端的,是香港书展上和王家卫的对谈。回忆书展对谈那天,金宇澄和王家卫刚到会场,就看到一大堆记者拿着照相机从走廊很远的一端冲了过来,“我开始跑掉了,躲在边上。后来王家卫把我拉出来一起站着拍照。”

在被王家卫看中之前,《繁花》已在主流文学界赢得广泛赞誉,屡屡斩获大奖。给作家们做了半辈子编辑的金宇澄,看多了作家和作品,评价好作家的标准很是明确—独特。“文字、语言样式,开卷就能感受个人风格,独特、排他的冲击,以特有姿态亮相,这是难忘的文本面孔。”金宇澄说,“我一直以这个标准看待小说家,也同样这么要求自己。如今的小说来稿,相对缺少个性、文艺腔、翻译腔的现象很普遍,不少稿件看着就像一个人写的,千人一面。我个人认为,对讲究个性的文学来讲,这就代表了失败。”

在金宇澄眼中,好作家的语言和内涵,都有明显的识别码,重在个人魅力。他曾经打比方,写小说等于开肥皂厂,是在生产一个产品。“你要了解你生产的东西,外面是不是也有很多?比如外面红颜色的肥皂特别多,你就要做一个绿的。写文章也是,大家都这么写,那肯定有另一些东西没人写。”

金宇澄对文体有浓厚的兴趣,《繁花》用了很多早已不用的“鸳鸯蝴蝶派”词汇比如“低鬟一笑”,包括人物讲北方话,就会注明:某某人讲北方话。包括最简单的标点,不用问号,包括夹有繁体字,书中提到旧书或旧句子,就出现繁体字。“我喜欢这样的特点,感兴趣这样做。去年这书出了台湾版,这些字就看不出来了—人家全都是繁体字。”

他眼中的文学不是风花雪月,而是告诉我们生活的真相。“生活在暗处何底层的,被光线照不到的地方。你要告诉大家,真相是什么。”金宇澄补充说。

金宇澄近期书单

●《一九八四》(【英】乔治·奥威尔 著)

●《中国人的特性》(【美】明恩溥 著)

●《鲜花帝国:鲜花育种、栽培与售卖的秘密》

(【美】艾米·斯图尔特 著)

●《盲眼钟表匠》(【英】理查德·道金斯 著】

●《汉字百话》(【日】白川静 著)

●《国文趣味》(姜建邦 著)

●《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阿城 著)

●《纸牌屋》

● 新版全版《教父》

 

[对话金宇澄]

以良友为伍,了解世界

记者:最近对哪个类别的书比较钟爱?

金宇澄:我至今是《上海文学》的小说编辑,占据最多阅读时间的是小说稿件。我没有阅读计划,一直是翻闲书的状态,阅读也一直很杂。最近常看的是《希腊人,历史文化与社会》、《花经》、《植物的欲望》、《瓦德西拳乱笔记》、《雪域求法记》 、《东正教在华百年史》、《高朗桥纪事》及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 。以前陈巨来《安持人物琐记》,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等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记者:说说你欣赏的国内外作品。你认为中国的作家最缺乏的是什么?

金宇澄:《一千零一夜》、《堂·吉诃德》、《安徒生童话》,卡尔维诺的《意大利童话》。中国作家最缺乏的,应该是创造力,当然我们一直喜欢山寨、模仿。中国人对世界的贡献,最有特点的,除了过去说的火药,估计只是一双筷子。

记者:会特别留意那些方言写作的作者吗?像老舍、李劼人。

金宇澄:前些年很注意湖南作家何顿的方言小说。你提到的这两位,属于北方语系,这类方言如今有更活跃表现。吴语写作已经是很多年的式微了,物是景非。现在的语言环境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几代人都是经过普通话教育,学习北京话为基础的普通话,对经济建设多方面来讲功不可没,但文学必以活泼的各地方言为支撑。过去说方言就是“活文字”,如今非北方语系的作者们,早已习惯用普通话讲、写、听了,根本忘记了本土语言的写作。即使如《繁花》,虽然用了沪语言思维,也不会再有当年吴语言作者那种无所顾忌的自由了,受众环境已改变,需要小心翼翼改换、改良,才能获得更多的读者。

记者:有藏书习惯吗?

金宇澄:没这习惯,书架一直很乱,每次搬家都处理掉一些。本雅明讲过,“收藏家的态度,最高意义是继承人的态度”。人生很短,我习惯处理不用的书,给需要的朋友。

记者:反复看的书是什么?对你影响最大的书是什么?

金宇澄:最近看的几本,《太平天国史料》、《忧郁的热带》、《谈艺录》、李伯元《南亭笔记》、《歇浦潮》、《秧歌》、包天笑《钏影楼日记录》。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鲁迅全集》。

记者:出差或是旅行会带怎样的书?要是有一天流落荒岛,必须带在身上的书是?

金宇澄:出差或旅行,会带轻便的小册子,像《读书》、《万象》,可惜后一种停刊了。去荒岛,应该是《圣经》。

记者:对你而言,阅读最大的乐趣何在?

金宇澄:以良友为伍,了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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