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汇】先生日常 文学的力量

民国时期的混乱与动荡造就了一个特殊的时代，一群独特的文化人—梁思成、张充和、林徽因、张爱玲、巴金……因为父亲靳以的缘故，章小东从小得以与这些民国大家近距离接触。盛名之下的文坛巨匠，也在她的讲述中，被还原成日常的人物。

如同春秋战国时的纷争与战火成就了百家争鸣，民国时期的混乱与动荡，则造就了一个特殊的时代，一群独特的文化人。那个时代，人们还相信着文学的力量。也许正因此，当代的中国文人对民国文化尤为向往。近几年，更是如同犹太人呼唤着弥赛亚一般，追寻着先生们的背影，大家都苦苦渴求大师“归来”。

朝云无觅，星汉钩沉。1900~2014年的中国，一个多世纪动荡诡谲的历史，造就了他们，也湮没了他们。他们或为学界泰斗，或为艺苑领袖，或为文坛大师——梁思成、施蛰存、张充和、林徽因、张爱玲、巴金⋯⋯在对他们人生命运的勾画中，有沉痛历史可资殷鉴，有横溢才华足以仰瞻，但在名士风流的华盖下，是一个又一个真实的人。

因为父亲靳以（章方叙）的缘故，从小得以与这些名人大家近距离接触，章小东对他们有着更加人性化的认识——在她的眼中，“人民作家”巴金是主张突破高墙最终却囿于高墙之内的无奈者，“洋场恶少”施蛰存是被陌生人围观拍照时手足无措的苍白老人，“民国最后一位才女”张充和则是温雅慈祥的“充和姨妈”。

渴望与父亲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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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小东三岁那年，靳以因心脏病复发离世。为了拼凑父亲的形象，章小东翻遍了靳以留下的作品，更遍寻父亲当年的故交，以期在只字片语中，还原出靳以真实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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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飞路，今天的淮海中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堪称上海城市的时尚之源。这条长约4公里的商业大街，名店林立、名品荟萃，是著名的富人区。《长恨歌》里李主任给王琦瑶租的公寓就在霞飞路上。

从“十八层楼”（现锦江饭店贵宾楼）搬出后，章小东一家便搬到了霞飞路新康花园。这里原是英籍犹太人开设的新康洋行于1916年建造的私人花园。当时园内布置极为齐全，有网球场、游泳池、医院等。1940年后几经转售变迁，从1950年起改由当地房管所管理，更名为新康花园。当时一些外侨也在此居住，据说当年还曾有英国皇室成员专程来此举行婚礼。大画家颜文梁、艺术家赵丹和袁雪芬等都曾住在新康花园。

给章小东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外婆家门口的那条“弹硌路”，碎碎的黄浦江石子铺就，缝隙里都是烂泥，人来人往，被各式各样的鞋子磨得光溜溜的，一不小心就会崴脚。“当时上海很多这种路，走起来很不舒服。上海小姐就是这种路上走出来的，走不好高跟鞋鞋跟就会卡在里面，会崴脚的。”

章小东的母亲陶肃琼，是作家巴金的夫人萧珊的中学同学和好友。母亲就是章小东心目中“真正的上海小姐”，其标志就是无论落雨或落雪、穿绣花鞋或蹬高跟鞋，在弹硌路上都能健步如飞，并且四平八稳地走成一条直线。如今，“弹硌路”几乎从上海消失，再也没有了那样“微风玉露倾，挪步暗生香”的上海小姐。

搬到这里后不久，小东的爸爸靳以因心脏病第三次复发离开人世，当时的她只有三岁。姐姐章洁思在一篇文章里描述当时父亲下葬的情景：“三岁的妹妹是如此无助，她瘦弱的小手紧紧牵着身边人的衣服，仿佛一放手就会跌入深渊。大病后步履困难的我，披着麻衣穿着孝服，在别人的搀扶下弯着身，在寒风中为父亲的墓铲上那最后一 土……”

“我三岁就没有爸爸，我非常向往跟爸爸在一起讲话”，采访中，章小东一次又一次地说到这句话。为了在脑海里重新拼凑起父亲的形象，章小东寻遍当年爸爸的知交故旧，从他们的口中一点点地了解自己的父亲。

对于一个想得到父爱的孩子来说，这远远不够，她需要更加直接的资料来理解父亲和他想说的话。她仔细地阅读父亲的书和主编的杂志，一天，她被一个重大发现深深震撼——“他长篇小说《前夕》中的大女儿，叫静宜，和爸爸的名字是一样的。也许很多他想说的话，就是通过这个女儿的嘴说出来的。”

她读《猫》，爸爸描写的五只猫，“非常形象，每个猫有不同的性格，写到你可以看得到、听得到、闻得到。我现在努力去走这条路，希望能做到爸爸那样。”

章小东听妈妈说过，自己的舅舅曾经跟父亲靳以到台湾讲课。靳以讲完课回了上海，舅舅却因“台湾的香蕉好吃，想再吃一会儿”，而推迟了归期——“结果就再也回不来了。”

这件事给章小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年海立出国读书，我没有马上出国。上海是我的根，我离不开它。当时孩子还不会讲话他就走了，我一个人带着孩子直到五岁。后来，我觉得孩子没有爸爸在身边不行，于是我才出国找他。”

准备出国时，舅舅的遭遇成了章小东的梦魇。“有一天，我发现美国领事馆关门了。一连关了几天，当时我就害怕了。这样一关，是不是永远就不开了呢？”想到和丈夫也许就此天涯永隔，章小东很是害怕，等到领事馆一开门，她就立刻办好手续，出了国。

作为作家之女，出身名门，章小东本应像母亲一样成为“上海小姐”，却因命运和时代捉弄，先是小小年纪便看尽世态炎凉，后来则远赴异国为生活奔波，做过编辑记者，端过盘子，包过春卷，设计过电路图……

“在美国当记者，累得像小狗似的，要写稿编辑排版等等，还要打杂。排版不像今天这样，电脑排出来就好，那时一大张报纸，画版、贴橡皮胶条、用剪刀剪好稿子贴上去、大字小字一块块排好，有时累得胳膊都抬不起来。”

对于端盘子和包春卷的经历，章小东并不回避，“我用两只手赚钱，不觉得低下。虽然偶尔也有点遗憾，会觉得为了钱丢失了自己的目标。那时会有点难过，但大多数时候，因为忙就把这种不快忘记了。”

如今，先生孔海立已经是美国斯沃斯摩尔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电影教授，儿子孔令昊也学业有成，26岁就获得牛津大学的生物医学博士。章小东终于从生活琐事中抽出空来，出手写就《火烧经》、《吃饭》两部长篇小说，惊艳文坛，被誉为“最老练的小说新手”。兜兜转转，她终于走上了当年爸爸期望的那条路。

把所知道的真实都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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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平视的角度，让章小东能够看到一个个真实的人，而不是文坛上那些冰冷生硬、受人膜拜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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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以去世的时候，他的许多朋友见章小东尚年幼，都很关心她。“小时候，我把头抬起来仰望他们的时候，这些大人一定把最美好的一面留给我，他们不会把社会上各个方面的丑陋给我看，因为他们疼爱我、可怜我，要保护我。”

但真实的生活并不会为了照顾一个孩童的观感而有选择地展示自身。随着离乱、坎坷、冷漠等坚硬的一面出现，小东发现了那些曾让她仰望的人们也有着另一面。这一面让她感觉如此陌生，但是如此真实，透着温热的血腥和烟火气。

他们中大多数人已经离世，但章小东还是提起笔来，寄出那一封封注定没有回复的私信，最终结为《尺素集》一书。“我没有办法跟他们对话了。但我想在我这个心脏还跳动、很健全的时候，把我所知道的真实都讲出来，我不要让我的后代、别人不了解，再去寻找，那多苦啊。”

她讲起当年住在楼下的邻居萧红，“她的文章写得很好，我敬佩她。《呼兰河传》写得非常美，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但是作为一个女人，我一点都不敬佩她。作为一个妈妈，我真的是要掴她一个耳光，她不是一个好女人，不是一个好妈妈。”

有一次，端木蕻良跟萧红吵架，把保姆推出去摔了一个跟头，保姆开始在外面敲门大吵大闹，萧红急忙跑到楼上去找靳以，“把我爸爸拉出来，让他去解决”，章小东认为，连续两次丢掉自己孩子的萧红，不仅没有做母亲的权利，更是一个喜欢依靠男人解决问题的人。

因为先生孔海立是研究端木蕻良的学者，章小东也跟着看了很多的研究资料。她一直想把端木写下来，但是孔海立总觉得妻子的看法有失偏颇，一直百般阻挠。“终于有一天，机会来了”，趁着孔海立到中国参加学术会议，章小东赶紧写了一篇关于端木的文章，一写完便催着报社赶紧发表，“当他回来时，已经成为既成事实了。”章小东笑说。

孔海立则对妻子的“既成事实”表示了有点无奈的认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她比较偏激，对端木有些看法，对萧红也有些看法。端木真是很有才华，他写的很多东西到现在还没有被人所理解。他的短篇小说特别美，很精致，尤其是1942年萧红去世之后，他有独特的眼睛。萧红和萧军在一起时，看到萧军的缺点，但是和端木在一起后，又想起萧军的优点，而这些优点正是端木不具备的，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

孔海立曾亲自去往端木蕻良的故乡吉林省昌图县寻访他生活过的痕迹，端木文中那有着“白森森的浮气、夜神样的大紫杨、水玻璃球一样湿冷腻滞水面”的鹭湖，如今已变成一条狭窄的小水沟。章小东写道，“他真是个制造迷雾的高手。”

她写张爱玲，“刻薄得不能再刻薄”，同时又“可以如此细腻、敏感、矜持、成熟、准确地抓住读者的心。那里面：爱不夸张，恨不恶绝。”

还有“人走茶凉”的柯灵，在靳以去世之后，柯灵表现出了令人讶异的政治敏感，随着风向灵活转舵，使上门求助的小东母女很是不安。

“我是一个记仇的人。”章小东在书里写道，有时她和柯灵在马路上遇见，她立刻穿到马路对面，也不要跟他面对面——须知1957年7月24日靳以和巴金主编的《收获》创刊号上，便有柯灵的电影剧本《不夜城》。本是知交，却在风暴来袭之时自顾自地逃开，这让幼年的小东耿耿于怀很久。

有冷漠，也有温暖。在《尺素集》中，章小东写到她的另一个爸爸：孔罗荪，先生孔海立的父亲。他曾与《国际协报》副刊编辑一起组织了“蓓蕾社”，为《国际协报》副刊《蓓蕾》。每周一期，两年出了近百期。孔罗荪多才多艺，《蓓蕾》刊头、封面的图案都是他设计的。除此以外，他还与《国际协报》的记者一同举办“摄影会”，展出过作品，编辑出版过《五日画报》。

“文革”前，他是《收获》杂志的编委，与靳以、王元化、叶以群等人一样，是德高望重的上海文艺评论家。平反后，他历任《文艺报》的主编和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筹建人及名誉馆长，是被张光年称赞为“中国革命文学功臣”的人。

他曾教儿时的章小东跳交际舞，“以前是抱在手上，后来是站在他的脚上”。1959年11月7日，靳以病危，他和夫人以及靳以的好友巴金一起赶到医院陪护，遗憾当时已回天乏力。在靳以去世之后，他和夫人经常来看望章小东一家。

在《尺素集》里，章小东饱含深情地写道：“算起来在我这一辈子里，叫你‘爸爸’的时候要比叫我自己亲爸爸的时候还多。我是在3岁的时候失去爸爸的，23岁的时候嫁入你孔罗荪家的大门。有一次你很得意地对你的朋友吴强说，‘我这个媳妇是抱来的，有照片为证。’”

让人觉得讽刺的是，这位中国革命文学的功臣，1967年初却被上海“造反派” 与王西彦、巴金、魏金枝、师陀、吴强等六人作为“罪行”最严重的“牛鬼蛇神”关进了不超过5平方米的煤气灶间。

他常劝脾气直来直去的小东要学会忍耐，“这不是容易的，等你跌足了跟头，才会明白”。晚年，难愈的疾病折磨得他行动不便不能言语，但在1994年靳以85年诞辰逝世35年纪念中，孔罗荪奇迹般以毛笔一字一句写下了近百字的题词，以寄托他对挚友的一片深情。

在《尺素集》自序中，章小东写道：“无论是美丽还是丑陋，纯洁还是肮脏，我都无所谓，因为在真实面前用不着谎言。”

把文豪还原成真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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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巴金变成“巴老”，一堵结实的墙便横在了巴金和大众之间。而在章小东的眼里，父亲一生的挚友巴金，依然是那个平凡而真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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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漫画家丁聪曾经说起巴金，笑呵呵地摆手感慨：“巴金在抗战前就名气很大了，年轻人都读他的《家》、《春》、《秋》，个个热血沸腾，为自己为国家找出路。我那时还只是个20岁的小伙子，靠画一些救亡漫画养活自己，比大文学家巴金小11岁，我与他在30年代的上海搭不上话。”

而在章小东的眼中，大文豪巴金却是个真诚的平凡人。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章小东的母亲陶肃琼正就读爱国女中。高二时，后来的巴金夫人萧珊（陈蕴珍）转学来到女中，与陶肃琼同班。当时，陶肃琼是学生会主席，萧珊是学生会的活跃分子，她们一同参加抗日活动，很快就成了形影不离的挚友。后来，陶肃琼正是通过萧珊结识了巴金的好友靳以。

高中毕业后，她们跟随巴金和靳以一同离沪，乘坐开往香港的太古号轮船离开了上海。一篇陶肃琼口述的文章里写到当时的情景，“我是背着家人偷偷走的，父亲的寻人告示还在船上的扩音喇叭里不断回响。”四人到达香港后同赴广州，随后，萧珊与巴金去了桂林，陶肃琼和靳以则去了重庆。

靳以曾与巴金合编《文季月刊》、《文丛》、《收获》等杂志。上世纪50年代，靳以和巴金几乎天天见面或通电话，靳以的学生、1957年《收获》创刊时就任编辑的彭新琪回忆，“他们都是对人特别真诚的人。那时有不知名的年轻作者上门来，诉说自己的困难，他们都会送钱给人家。”

1959年靳以去世，巴金是治丧委员会成员。直到最后，两家人还保持着密切交往。

在《随想录》中，巴金写下了这样的文字：“靳以逝世的时候刚刚年过五十，有人说，‘他死得太早了。’我想，要是他再活三十年那有多好。我们常常感到惋惜。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和其他几位老作家在‘牛棚’里也常常谈起他，我们却是这样说，‘靳以幸亏早死，否则他一定受不了。’我每次挨斗受辱之后回到‘牛棚’里，必然想到靳以。‘他即使在五九年不病死，现在也会给折磨死的’，我有时这样想。然而他还是‘在劫难逃’，他的坟给挖掉了。幸而骨灰给保存了下来，存放在龙华革命公墓里。”

1995年，章小东从美国第一次回来省亲，和家人一起去看望巴金，一行人分别坐着三轮车到了汪庄。“我说，‘到了’，领头的车夫吓了一跳，嘎一下声扳下刹车，他说，‘这里面是不能进去的呀，弄不好要吃官司的。’我说，‘乱讲，今天我们非要进去。’经过来来回回几番交涉，那些拿枪的终于退步了，手一挥——放行。”

“当时巴金先生坐在一个门厅里面看到我，大笑起来，‘晓得就是你，没有别人这样三轮车撞进来的。这个地方三轮车从来没有进来过，就是你才这样撞进来的’。我也不搭腔，一个劲嚷嚷着热，先去冲个冷水澡。巴金连忙说，‘有热水的，不要贪凉感冒’……”

章小东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称呼巴金为巴老，“尊重他是应该的，但也是平实的，就是普通的一个人。他不是一开始就是巴老的，他年轻时也有小巴的时候。我这样讲，也是要提醒他，他也是平常的人，只不过渐渐变成巴老了以后，在他身边筑起了一道墙，跟大家隔开来。‘进不去，不可能撞进去的’。我是没有能力拆掉这个墙的，但是起码挖一个洞，让大家看一看，我们都是一样的人。”

章小东又强调了一次，“我写的是‘人’，而不是‘名’。”

种韭菜的大家闺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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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将张充和比作才女蔡文姬，焦菊隐则称其为当代李清照。于章小东，她是“充和姨妈”，也是把菜园子照顾得最好的大家闺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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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赴美国的时候，章小东的母亲曾经告诉她，在美国有一位爸爸的故旧，那就是“民国最后一位才女”张充和，苏州教育家张武龄的四女。在张武龄的影响下，四姐妹个个才华横溢，其中，当数张充和为最。

当年张充和经常在苏州唱昆曲，靳以非常喜欢过去听，听到绝妙之处还会拍案叫好，动情之处则涕泪涟涟。后来，张充和随夫君赴美，五十多年来，她先后在哈佛、耶鲁等二十多所大学执教，传授书法和昆曲，。

刚到美国的时候，章小东并没有想过要去见她，“我想，我不要巴结她”。2004年的一天，章小东突然萌生了想去看张充和的念头，那时她已经九十多岁了，先生刚刚去世。“我们第一次到耶鲁去拜访她，她一见到我儿子就抱住，一下子我就有了亲情感。”张充和当即让章小东不要再以“张先生”相称，“就叫我姨妈”。

从那以后，章小东便时常去探望这位老人家。“后来她身体不好，拒绝别人探望，但只要我和她通电话，她就一定会叫我过去。她特别了解我，我讲一句，她就懂了。”

当时，张充和已经封笔，但是章小东每次求字，她都是有求必应，“《吃饭》的书名就是她题的，据说为此她还练了好几天书法呢。连下一本书的《小狮子》书名都已经题好了。”张充和还告诉小东，“你想写什么题目，你都讲出来，我给你写。将来就像做作业一样，一个一个把它们写出来。”说到这里，章小东仍然非常感动。

孔海立分析，“充和姨妈为什么对小东那么好？这里面主要是因为她爸爸，使她产生了对小东的移情，所以对她特别关照。” 别人也经常问章小东，“别人向她求字都拿不到，她（张充和）怎么这么喜欢你呢？”章小东有一次索性认真地问起“充和姨妈”：“你是不是爱我的爸爸？”张充和认真地回答：“不要这样讲，我和你爸爸是很纯洁的朋友，很好很好的朋友。”

作为民国时最有名的才女，张充和却喜好在家种地，种的韭菜一排排整整齐齐，长势喜人。章小东见了，就从充和姨妈那里拔了一些回来种。“很多没有照顾好，都死掉了，我就继续去她那里拔。”张充和问小东，你拔回去种活了吗？“我就说，活了活了，然后隔三差五的还去她那里拔。”

“你总来我这里拔也不行的啊，总有一天要自己长出来的。你不可以懒惰，要浇水施肥除草的。”张充和再三叮嘱，章小东这才开始耐心照料从姨妈家拔回去的韭菜。“当然，现在我的韭菜也长得不错。”说到这里，章小东露出了孩童似的顽皮笑脸。

张充和院子里的蔬果被她照料得非常好，这让孔海立也记忆犹新，“当时我们去看她，她已经快100岁了。知道我们来了，她还特地跑到小花园里去摘小西红柿，拌在沙拉里给我们吃，非常新鲜、非常好吃。”

张充和待人之诚，从年轻时就很出名，以至于曾令诗人卞之琳误读，可张充和无意于他。据说她明白卞之琳是好人，但“不够深沉”，故对其总是冷淡、疏远。四川大学的几位热心教授，曾经给诗人帮腔，定期设宴，邀张充和出席。她讨厌这些，一气之下还曾离家出走。

章小东曾经问她：“姨妈，你为什么嫁给了一个德国人呢？”张充和的回答是“中国没有人爱我”。章小东便拿听来的八卦消息说事，“我说，怎么没有，卞之琳啊。”张充和倒是不忌讳，“她说，我们两个不搭。”

除了种菜、写字，张充和偶尔也在家里唱唱昆曲，“她的心很平静”，章小东说。

“文化中心”里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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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第一次到访章小东和孔海立在美国的家时甚是拘谨。直到看到后院的土地，聊及土地上可以种植的农作物，他才突然接了地气，变得健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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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孔海立是美国的文学教授，来他们家做客的人也都是作家和文学研究教授。“我们家被称为是‘文化中心’，最热闹时楼上楼下住了七个人，来住的都是学者和作家，间间房间都可以住人，沙发都是可以拉出来睡的。很多人都喜欢到我家吃饭，都会问今天吃什么。”章小东笑着说。

有一次，作家冯骥才前来做客，人都到了，行李却在机场遗失了，“他人长得特别高大，家里根本没有适合他的衣服穿。”章小东就为他做了一碗馄饨汤面，他高兴极了。

莫言还没有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也曾经前来做客，章小东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我生怕他不习惯美国三月乍暖还寒的气候，把房间暖气开得很足。他估计也觉得热，但仍然裹着那件笔挺的西装，显得有些拘谨。”但到了院子里，莫言一下子活泛起来，好像两只脚踏上了泥土就接到了地气。他先是感叹院子里的土地好，挖开来可以种很多东西，然后又看了看土地上面种的稀稀拉拉的葱蒜，对章小东说，“你这哪里是挖地啊，仅仅刮破了一点地皮，真是浪费了”。最后莫言还伸出手，管章小东要挖地用的铁锹，“我来帮你挖，只要给我两天时间，我就可以把你这片土地统统开发出来！”

如今，种地已经成为了章小东的新爱好——在“文化中心”的院子里，章小东搭了个种豆角和丝瓜的架子。“平时搭架子，土比较硬，插不进去，所以搭不牢。有时下雨下了几天，雨后土地松软，我马上拿个棍子出去，插到土里，然后整个人都吊上去。”丈夫孔海立在一旁看了忍俊不止：“你这么大岁数啦，还是个有点小身份的人，像个猴子一样挂上去。怎么不怕大家笑话啦？”章小东不以为意，倒是自豪得很，“我种的东西，多大的风都吹不倒的。”

去年，章小东回国，在上海丈夫就给莫言发了短信。当时莫言人在北京，他立即回复并邀请章小东夫妇次日在京吃饭。接完电话，章小东夫妇便立刻坐上高铁去了北京。看到莫言时，章小东第一句话便是：“你今天不找我吃饭，我就到你乡下家里拆一块砖头。”莫言笑着回答：“砖头不要拆，房子就要塌下来了。”

“那我就去拔你家的庄稼”，章小东说。莫言又笑了，“现在院子里连草都没有了。来吧，吃一顿。”

前不久，章小东和先生孔海立一起去了莫言在高密的老家，他笔下的“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高密“东北乡”（大栏乡平安庄）。照片里曾经长满野草的小院子，果然已经光秃秃一片。据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一出来，这里就涌进来很多的来访者，院中萝卜地里的萝卜也被拔去不少。莫言的老父亲管贻范如今已经九十多岁，虽然已经搬到莫言二哥家里住，时常还料理着这处被废弃的老宅，守着那三间红瓦黄墙的土房，守着那片土地上长出来的郁郁葱葱的故事。

章小东站在那片土地上，好像看到了站在红高粱当中的莫言——他一个人站在属于他的土地上，若有所思地和土地对话……

【人物简介】

靳以 原名章方叙，作家。鲁迅先生的扶柩人之一，也是巴金、曹禺的好友。曾与叶圣陶等合编《中国作家》，与郑振铎合编《文学季刊》，与巴金合编《文季月刊》，并共同创办《收获》杂志。

巴金 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代表作包括《家》、《春》、《秋》、《寒夜》、《随想录》等。

萧红 女作家，被誉为“30年代文学洛神”。代表作包括《生死场》、《孤独的生活》、《砂粒》、《马伯乐》、《呼兰河传》等。

端木蕻良 原名曹汉文，著名作家、小说家。曾与萧红有过一段婚姻。代表作包括《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鴜鹭湖的忧郁》等。

张爱玲 作家。代表作包括《倾城之恋》 、《半生缘》、《红玫瑰与白玫瑰》、《小团圆》等。

柯灵 原名高季琳，电影理论家、剧作家、评论家。曾任《文汇报》副社长兼副总编、上海电影艺术研究所所长、《万象》和《大众电影》杂志主编。

孔罗荪 原名孔繁衍。作家。历任《国际协报》副刊《蓓蕾》、《紫线》及《战斗》旬刊主编，参与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并任理事兼出版部副部长及《文学月报》主编，南京文联副主席，上海文联、作家协会秘书长，《文艺报》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名誉馆长。

张充和 苏州教育家张武龄的四女，在书法、昆曲、诗词领域造诣颇深。有“民国时代最后一位才女”之称，章士钊将其誉为才女蔡文姬，戏剧家焦菊隐称其为当代李清照。曾在哈佛、耶鲁等二十多所大学执教，传授书法和昆曲。

莫言 作家，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包括《红高粱》、《檀香刑》、《丰乳肥臀》、《生死疲劳》、《蛙》、《酒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