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工农兵作家”

“文革”前夜,山雨欲来风满楼。似乎所有的人都不行了,只剩下工农兵作者。到了十年浩劫,大部人又都回到了原点。改革开放后,“工农兵作家”这个群体,悄然淡出了.

责任编辑:刘小磊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人作家之中,上海的胡万春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 (《每个人的中国》/图)

“文革”前夜,山雨欲来风满楼。似乎所有的人都不行了,只剩下工农兵作者。到了十年浩劫,大部人又都回到了原点。改革开放后,“工农兵作家”这个群体,悄然淡出了

“工农兵作家”的由来

“工农兵作家”这个名词或者群体恍惚已经十分遥远了。它的出现比“工农兵大学生”早,但几乎同时消失。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的一场伟大变革,静悄悄地淹没了他们。

1958年的“大跃进”也是个“人人写诗”的年代,或许就是工农兵作家的土壤;紧接着大饥荒,紧接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再紧接着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指出大部分文艺工作者已经堕落到“修正主义边缘”,再下去就是“裴多菲俱乐部”。

于是大批作家不敢写了,不光是“国统区”来的不敢写了,连“解放区”来的也不敢写了。文学刊物和报纸副刊上没有了以往熟悉的作家的名字。

我是1964年8月从大学毕业分配到《文艺报》的,赶上了作家协会的整风(“文革”来了后被斥为假整风)。《人民文学》就在我们楼下,《诗刊》马上要停刊。《文艺报》理论组埋头于“大批判”,我分到的作品组则主要是推荐“新人新作”。“新人”就是出身工农兵的年轻作者。

我和一些年轻编辑也疑惑过:郭小川、冯牧这些老作家不是部队出身,上过战场吗?赵树理不是地道的农民吗?但他们已不是工农兵,他们“变修了”,他们“做官当老爷”——再后来,他们统统是“文艺黑线人物”了。连魏巍和李瑛都不能称工农兵作家,而是“部队作家”。从1964年起,赵树理、欧阳山、康濯、张庆田等已经开始遭到批判,我亲眼见到在作协的党组扩大会议上,赵树理一言不发,只是埋头抽烟。

于是我们要寻找和扶植的“新人”,就是本人是工农兵出身,现在还握枪或在工厂农村从事体力劳动的,还能写点文学作品(当然多是短的“速写”或诗歌)的人。于是自然而然有了“工农兵作家”的提法。

我的遵命文章

我在1965年10月写了篇遵命文章《中国工农兵业余作家》,由中国新闻社发布后在海外华文报纸发表。文章开宗明义就是:

一支年青的新的文学队伍正在中国形成。他们的成员来自工人、农民和战士,他们既会从事劳动、战斗,又会从事创作。他们所走的道路,区别于过去任何历史时代的文学家走过的道路。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现在仍生活在工厂、农村、连队,作为一名普通的劳动者、普通的战士……

我举了一串例子。战士出身的作家有任斌武,代表作《开顶风船的角色》;齐平的代表作《沉船礁》;林雨的代表作《刀尖》《五十大关》。工人出身的作家,有火车司机王慧芹,代表作《骏马飞驰》;也是火车司机的陈继光,代表作《目标》。农民出身的作家有王杏元,代表作《铁笔御史》《绿竹村风云》;胡天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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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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