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发些宏论多谈点问题

◆少发些宏论多谈点问题 

媒体上，我们的各级领导人习惯于发表宏论，却常常不涉及具体问题。这并不难理解，发宏论近于表态，立场鲜明；谈问题，则后果难测，责任不明，当然最好不要惹祸上身。
    但是决策者应该对重大问题作出公开回应，如果他们没有及时回应，媒体就应推动他们，让他们多务实，少务虚，这应该作为各级领导干部转变作风的一个方向。
    10月11日南方周末发表了周其仁教授的《变革土地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和李玲教授的医改访谈两篇文章，两位教授就各自调研的问题提出了中肯的政策性建议。中国共产党一向重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但积极性更多的是靠尊重，是对各种各样的建议给予认真地回应。
    希望不久就能看到有关决策者对上述两位教授提出的政策建议作出回应，让关心改革的人们知道主持改革的政府的难处到底在哪里。正像两位教授在访谈结束时所表示的，他们担心的改革的阻力，一是一些领导人心中某些根深蒂固的恐惧，二是各种力量间的博弈。这种博弈的本质是什么，不可公开吗？（上海 赵佛行）

 

规划者，你在哪里
◆回应 “麻雀战”
（10月18日B12观察版）
    “人与自然如何平衡？”是个老问题了，层出不穷的“雀灾”、“蝗灾”只是老问题的新表现。不妨再扩展一下：“人与环境如何平衡？”——还是一个老问题。
    现在对原生态古建筑旧巷子心生眷恋的人们越来越多。我理解这种眷恋，但这种眷恋更多的是在惋惜某种物质形态的失去，或者是一声在恋旧情结支配下的哀叹。我更感兴趣的是在那些破坏性或者保护性法规、命令出台的背后，规划者在哪里？
    当环境、生态遭到破坏的时候，我们的规划者才会以或抱怨、或哀叹、或愤怒的面容出现，不是说长官意志，就是说民智未开。可是，领导、百姓并不都是昏庸、无知的，我们要作有建设性的建议，各种各样的参与者都有其利益，如何将各方利益协调好，提出相对完美的规划，这才是“尊重科学”，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才是规划者该出现的位置。
    （infzm.com网友：吴孜祺）

谁在助长民众的劣行？
    总是看见报纸上连篇累牍指责市民翻越栏杆、闯红灯，高举着公民道德的大旗，但是，错只在市民吗？
    在中国，人居的城市究竟有几个体现了“人居的理念”。比如十字路口红绿灯，是否真的考虑到行人优先——常常见到行人绿灯亮起，但转向的车甚至在斑马线内都不知避让行人。再比如，为什么总是有人翻越道路中间的护栏，如果有方便的通道，难道人们真的愿意用生命去赌几分钟的便捷？
    车的行驶便利大于人行路的方便与安全，这大略就是政府在进行道路规划时的指导思想。但是，别再用属于一百年前的文明来责备今天的民众。好好想一想，是谁在助长民众的劣行？
    （深圳 邓 悦）

别玷污了“尊重”
    朋友从云南旅游回来，抱怨当地的一些纳西族原住民，“一点都没有服务意识，一点都不懂得尊重人……”一边说，一边兴致勃勃向我展示他的收获——镜头下穿着少数民族服饰的少女在羞涩地笑着，扎着包头的老汉在沉默地吸烟……“这些照片很美，但花了我好几百块，他们才肯照！”朋友感叹。我身边许多爱好摄影的朋友都做过这种事情：他们会一边感叹人心不古，“拍几张照片还要钱”，然后一边又在做着重复的行为——我给你钱，你给我拍。
    想必我的中国朋友们从不会去想，这些少数民族会在什么时候穿这身衣服，是祭祀大典，还是婚礼？这身衣服、这个仪式究竟包含着怎样的文化在里面？“摆拍”是不是无形中伤害了他们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识？
    我们要求别人对我们尊重，我们要求大家要尊重自然爱护环境，但我们背着背包以一种骄傲的“文明人”的姿态到达所谓“蛮荒之地”，用轻慢的眼光看着这些“化外之民”……这也能叫“尊重”吗？
    （德国 R.Schelha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