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批示”定待遇 “盖棺定论”身后名“文革”后退隐的党内老人群体消逝

他们都曾在“文革”时期到达政治生涯的高峰，继而从政治舞台退隐，消失在北京的巷陌中。

“你一个老同志，革命几十年，给个什么评价呢？就是这个‘生平’。”

2015年8月27日，汪东兴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举行。数百吊唁者排着长龙在外等候；礼堂一角，十几位家属在哀乐中默默流泪。

排队的人们一边保持肃穆，一边低声讨论：哪些官员和老干部出席？汪东兴的儿女都在干什么？

他们告别的不是一位普通老人。汪东兴三十多年来早已淡出公众视野。他在1976年达到政治高峰：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位列中央权力核心第五位。他负责毛泽东安保工作近30年，是中南海“大内总管”，也是毛泽东晚年最信任的人之一。

然而顶峰却也是落幕的开始。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道路，汪东兴所笃信的“两个凡是”受到批判，他在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提出辞职，获得批准。

与他一同淡出政治舞台的，还有曾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并主管农业的纪登奎，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北京军区司令员、主管过中央军委工作的陈锡联，以及曾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军区政委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的吴德等人。

他们都曾在“文革”时期到达政治生涯的高峰，继而从政治舞台退隐，消失在北京的巷陌中。

待遇

汪东兴晚年住在西单六部口新壁街的一座四合院，这是汪东兴搬离中南海后的居所，对面就是原国家副主席王震的院落。从这里到中南海新华门只有1300米。静谧的气氛中，灰色的砖瓦在高墙和铁网上露出头，一棵高大的泡桐树伸出茂盛的枝叶。

8月21日汪东兴去世当天，南方周末记者来到他的家中探访，这里没有哀乐，也没有花圈。汪家的追思场所被安排在解放军305医院太平间贵宾厅。

事实上，淡出政坛后的他们，几乎都住在西二环内闹中取静的院落内。

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前后，纪登奎一家从西单附近的一栋两层西式洋房，搬到了灯市东口内务部街的一座四合院——狭窄破旧的僻巷中，不起眼的灰色铁门内，藏着一个轩敞的院子。华国锋任副总理兼公安部长时也曾住在这里。吴德晚年继续住在东交民巷17号3号楼，而陈锡联则一直住在新街口航空胡同的四合院内。

吴德的长女吴铁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父亲退隐后，“生活待遇没有什么变化”。他的工资关系依然在国务院系统，家里的后勤服务主要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服务司负责。

“其实就是恢复了文革之前的原状，他以前就是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享受部级干部的待遇，之后他当中顾委委员同样也是部级待遇。”她说。同为中顾委委员的汪东兴，晚年待遇与吴德类似。

在外界眼中，陈锡联担任中顾委常委，待遇应与国家领导人类似，实际差别并不明显。陪伴陈锡联22年的警卫秘书夏志伟回忆，陈锡联退隐后的待遇差别在于安保。1976年前后，他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时，家中住了一个警卫排，分成3个班，共二十多个警卫员，在院子一前一后设了两个固定哨，晚上还有游动哨。“1980年后，他自己要求减少人，慢慢变成两个警卫班，然后是一个班。”夏志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陈锡联去世后，这一个警卫班才撤走。

纪登奎当时并未进入中顾委，他被安排进入了中央直属咨议机构——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以下简称“农研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赵树凯年轻时曾为纪登奎处理过一些秘书工作。他曾撰文指出，“纪登奎来到九号院后的待遇，基本上是正部长级范围内的”。

例如，纪登奎家里没有中央领导人所配备的保健医生、警卫员等，来九号院时，家中也没有警卫班，出差时也未派出警卫人员。从出差时坐软卧包厢、配一台进口日本车来看，其待遇也属于正部级。

纪登奎的长子纪坡民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爸在政治局的时候，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