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发展的“中国陷阱”
如果中国继续靠大资本、大项目、大企业，继续以资源环境为代价推动经济发展；如果我们对现在的政府管制津津乐道，认为还严得不够；如果地方一味做大做强，只考虑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那么，经济发展理论方面会形成一个典型的模式案例，即发展的“中国陷阱”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创造了奇迹，但未来有可能遭遇震荡。
东亚与拉美发展道路的比较
每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各有不同。而东亚、拉美和中国大陆发展模式不同的基础原因，在于中小企业的发展情况不同。我的研究发现，在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结构转型过程中，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较为充分，失业率较低，劳动生产率较高，职工工资和小业主所得分配得较多并增长较快；由于农民转移到城市中，有工作，而且收入增加较快，虽然一定时期有贫民窟，但是逐步被消化。
而从拉美的发展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除了优先发展重化工业的进口替代工业化道路外，对于企业资本，特别是国外资本实行了国有化改革，但是许多国有国营企业效率较低，长期亏损，导致生产下降，使财政负担加重，赤字猛增。并由于其垄断地位使本国非国有资本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
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是中小企业发育不足
被研究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学者们所忽视的是，每千人微型和中小企业数量与在微型和中小企业就业的劳动力比例，与一国和一个地区分配差距的大小和贫富不均程度存在着很高的反向相关关系。
在上述东亚国家中，除了公务员等其他分配外，分配的格局为：少量的大资本所有者的分配，大资本企业的高管和部门经理层的分配，特大和大型企业职工分配，微型和中小企业业主分配，规模稍微大一些的中等企业的高管和部门经理层分配，微型和中小企业职工的分配等等，形成一个从高到低的收入层级。结果是：高收入的人数相对少一些，中等收入人数较多，低收入和绝对贫困的失业人数很少。反映在贫富差别上，其基尼系数就要比每千人微型和中小企业水平低的国家和地区低。
但是，当重点发展特大和大型企业时，一方面大资本所有者、高管和部门经理的分配比例要比微型和中小企业多的国家和地区高，特别富裕的阶层人数规模相对大、收入水平相对高；另一方面，由于每千人口微型和中小企业数量水平低，微型和中小业主等中间收入阶层人数少、收入水平低，特别是由于微型和中小企业数量少，其失业率较高，低收入和极低收入的贫困和绝对贫困的人口较多。因此，收入的两极分化特别严重。
有的学者研究认为，收入分配差距在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这种结论有其片面性。从横向看，如果在同样的发展阶段上，每千人微型和中小企业多的国家和地区，不公平的局面可以显著得到改善，其分配差距要比每千人微型和中小企业少的国家和地区小一些。
我想强调的是，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有各方面的形成原因，但是每千人微型和中小企业数量水平低，是为什么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比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贫富差距较大的最基础和最深层次的原因。
可能出现的“中国陷阱”
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上的“拉美陷阱”可概括为：在传统农业占很大比重的情况下，实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借债发展特大和大型企业，微型和中小企业数量少，这样剩余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无法得到发挥，中等收入人口比例少，失业人口较多，贫困和绝对贫困人口较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农村的农民破产，到城市里找不到工作，在城市边缘形成贫民窟；而较早的民主化进程，又迫使政府给大量的失业者、低收入者提供与国力和财力不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于是外债和财政赤字居高不下，通货膨胀严重，金融潜伏着危机，以致发生社会动荡。
现在我们为什么要重提解放思想？就是因为我们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我们目前的发展道路无法解决数以亿计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我们的政府各部门将社会创业动力和活力管制得没有了。我在这里进一步推测，如果中国继续靠大资本、大项目、大企业，继续以资源环境为代价推动经济发展；如果我们对现在的政府管制津津乐道，认为还严得不够；如果地方一味做大做强，只考虑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如果中央靠做大做强集中起来的财力，再给居民进行社保、教育、医疗、住房、失业等方面的保障；如果居民都不去创业，而对政府的保障抱有太高期望；那么，经济发展理论方面会形成一个典型的模式案例，即发展的“中国陷阱”：
1.经济还会高速增长，但是国内资源枯竭，大气、水体和土地等污染将越积越深重，草原等荒漠化速度加快，生态环境将进一步恶化，发展在某个时点上可能因资源和环境极度瓶颈制约而断裂；
2.劳动力隐性失业规模大，全国实际劳动力剩余和失业率将达到30%—40%，因失业而低收入和贫困人口的比例将加大，城镇贫困问题将恶化；
3.政府、大资本、垄断行业收入加速增长，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中等收入者因创业困难而比例小，贫困和低收入人口因失业率高而比例大，加上高收入者在虚拟经济中对财富再分配，以及低收入散户在虚拟经济中的亏损和被分配，再包括腐败的灰色收入，居民间基尼系数攀高到0.6以上，而国家和居民间，将形成国富民贫的格局；
4.因资源需求大、供给紧张，国外资源价格持续上涨，特别是农业劳动力无法正常转出,全国消费价格水平将不断上升；
5.二元结构方面，人口城市工棚式转移，每年钟摆式流动，未来二十到四十年农村积累三亿到四亿老龄人口，农村比城市先进入老龄社会；
6.民众对政府在社保、教育、医疗、住房、失业及贫困方面的期望会越来越高，但因生产力和财力水平低及人口规模太大而无法满足，财政将会债台高筑；
7.由于财政赤字和债务可能较大，由于民间资本不投入实体经济而集中于虚拟经济，由于大资本的生产与居民消费不足之间形成矛盾，金融动荡和经济危机可能无法避免。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责任编辑 陈敏 实习生 吴冰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