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关注：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与关爱保护
2016年3月，《南方周末》推出《在一起——中国留守儿童报告》系列专题报道，用28个版的宏大体量，集结了来自社会各界对于中国留守儿童的关注声音。在本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年会上，我们再度聚焦该群体，由南方周末留守儿童系列专题报道的统筹人、公益版资深编辑吕宗恕担任对话主持人，与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司长王金华、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教务长曾晶、北京上学路上公益促进中心理事长刘新宇和歌唱家、公益明星谭晶坐在一起，就“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与关爱保护”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2016年度责任年会年度关注单元：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与关爱保护
Q1：留守儿童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从国家顶层设计上来说，解决这个问题的可实施方案是什么？
王金华：留守儿童产生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明显，大量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或是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二是父母为改变生存发展的状况，同时也为了给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被迫选择流动，到外地打工。
对于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我们希望在政府机关推动建立专门的儿童权益维护机构，并建立未成年人保护中心，让每个留守儿童都能够受到关爱保护，避免发生极端事件，特别是冲击社会道德底线的事件。
Q2：作为演艺界名人，您认为可以如何运用影响力、如何动员资源，关注到留守儿童？
谭晶：我是一个歌唱演员，当然希望能够用音乐的力量，比如用一点社会影响力去举办一些慈善义演、筹款，或者是有爱心的企业跟我们一起能够去帮助这些孩子的父母。但我觉得对于留守儿童来说，钱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他们更需要的是关怀与陪伴。因此我也希望借助我们的影响力，号召更多的企业，提供更多机会让留守儿童的父母能在家附近务工，能有更多的时间陪在孩子身旁。
Q3：如果有企业想设计与留守儿童相关的公益项目，是否有一些研究层面上的建议？
曾晶：我们知道在很多地方尤其是在贫困地区，当地有很多对于包括留守儿童在内的困境儿童的扶持的政策，但是因为没有具体的协调人和执行人员、这些福利政策往往不能够真正助力于当地的困境儿童。从2010年开始，中国公益研究院就和民政部，联合国儿基会一起合作，在全国5 省12 县做了试点，设置了叫“ 福利主任”的职位，为孩子们解决一些他们在生活上遇到的实际困难。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有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如何让他们的父母就近就业，或者说如何去改变当地的经济环境，让父母能够回到家乡来务农或者从事其他的生产，从而能够实现长期陪伴孩子的这样一个愿望。
Q4：是怎样的场景，打动了你来做这样一份《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
刘新宇：“ 上学路上”从2013年开始就是在做留守儿童的心灵关爱，但是心灵帮扶跟物质帮扶有个最大的差别，就是它实际上会更复杂微妙。比如孩子们可能缺书、缺文具，你把它变成物质送给他就差不多了，但是心灵帮扶要甄别筛选、要有可验证的逻辑，它必须有非常清晰的，甚至连续性、系统性的学术来支撑。因为国际上没有留守儿童的概念和类似学术的资料背景，所以我们干脆自己来做，这可能就是白皮书的背景了。
一直以来，谈留守儿童帮扶，我们核心的帮助目标往往都是留守儿童，但我们忽视了留守儿童问题解决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他们的爸妈。只有让留守儿童的爸妈知道，孩子们心里面的问题可能比你给他多少钱不相上下或者更重要，也许才能够真正解决留守儿童家庭的根本问题。
协同共享——移动互联时代下的CSR应变之道
大咖热议
主题圆桌一：社交网络时代的公益传播路径与模式探索
“信息的饱腹感和爆炸感让大家应接不暇，怎么做一个被用户关注又让他们自动转发的公益策划，是非常烧脑的事情。”
嘉宾主持：郎华 商道纵横中国可持续发展
案例中心主任
对话嘉宾：南静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秘书长助理
杨佳 可口可乐大中华区
可持续发展总监
郭爱娣 网易传媒高级公关总监
郎华：怎么样利用互联网开放共享的属性推动互联网参与公益？
郭爱娣：为了进行有效的传播，首先要清楚核心受众到底是谁，另外一点是要洞察核心用户深层的心理需求，可能只是简单的秀自己，也可能是表达自己的主张，把这些诉求和善因绑在一起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的公益的推动力。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清楚核心受众用户的活跃平台和话题。
郎华：怎样通过一个契机推动跨界合作，让企业公益获得更多公众的关注和参与？杨佳：这里说的跨界有两个层面的事，第一个层面是企业里面的CSR 部门怎么样跟其他部门跨界。企业和公益，就现在的市场、行业生态来看，在有的时段上可能不太统一。怎么样停止自嗨、调动更多的人出来，不是单独一个CSR 部门能做到的，内部的跨界能把CSR 部门做的事情，变成企业一起做的事情。
第二个层面是企业之外的跨界。我觉得互联网没有办法改变内心的驱动，没有办法打破原有的机构跟机构、企业跟企业、NGO 跟NGO之间的隔阂，互联网提供的是真正在外部大环境当中的跨界。内部的跨界可能比外部的跨界还要重要。
郎华：怎样利用基金会本身的优势去开发相关项目呢？
南静：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来讲，网络带给我们的改变，第一个方面是传统意义上的捐赠方式的改变，捐赠不再局限于捐钱和捐物，也可以捐时间、捐资源、捐他的智力支持等等。
第二个是，从基金会传统的公益项目设计来讲，经历了从1.0 版本的授人以鱼（直接地捐赠现金和物资帮助他们暂时性地改变自己的困境）到2.0 版本的授人以渔，等到3.0 版本，就开始着力于打造渔业生态——运用基金会的资源为女性搭建从前期的产品设计、包装到后期产品的销售渠道、电商的培训平台，帮助她们运用网络的技能更好地发展自己。
主题圆桌二：企业基金会效率说
“公益和慈善如何高效的运转，可能是未来十年需要关注的课题。”
嘉宾主持：孟登科 南方周末副总经理
对话嘉宾：赵坤宁 明善道（北京）管理顾问
有限公司总裁
萧严 卡特彼勒基金会亚太区经理
彭翔 安利基金会秘书长
孟登科：效率是企业基金会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吗？为什么效率这个词很核心？
赵坤宁：不管是基金会还是公益组织，其存在的价值是当每一个公众、公民想要参与社会时，可以充当公益代理人。
对于公益代理人而言，从哪些地方可以体现出委托他会比我们自己做得更好？例如我们共同关注的留守儿童现象，一个公益组织提出的解决方案能够使问题更快解决，不仅是企业、基金会都愿意把钱交给他做，并且在做的过程当中，能让别人觉得一块钱会产生三块钱的效益，而不是简单地把一块钱送到某一个地方去。当职业化和专业化成为基金会的价值点的时候，就会产生效率。
假设在成立基金会进行公益实践的时候，注重经验的积累，逐渐走向专业化、职业化的发展方向，效率会自然产生。
孟登科：“效率就是投入产出比”这个说法，在基金会的运行中是否成立？
萧严：就卡特彼勒基金会而言，它是一个资助型的基金会，资金的效率，投入产出比是非常重要的话题。我们的项目申请采用同样的申请表，申请表中要求申请方告诉我们，规划项目的预期投入和产出，并在项目实际完成以后填写实际的投入和实际的产出。我们会来比较预期和实际的差异。
我们在选择资助项目时会考虑项目的持久性和可持续性，这实际上是效率重要的组成部分。可持续性怎么衡量？如果一个机构或者项目的融资来源越广泛，就说明它的财务状况越健康，越能够抵御市场的各种高低不平。
孟登科：企业公益项目所设计的评估模型和效率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
彭翔：安利基金会的春苗营养计划做了三个层面的评估，三个层面的评估不仅仅考量投入和产出比，还有项目为受益人群带来了哪些改变，这两者都是非常重要的。
在公益行业，大家都在谈效率，但怎么做项目才更有效率，有没有可能让公益行业的生态更加完备？有专业细分的机构，帮助形成一个生态链，术业有专攻，基金会做好自己资助的专业，咨询机构就做好咨询的专业，最终的效率是体现大家的协同作战。
主题圆桌三：如何实现品牌营销与CSR管理的共赢？
“企业公益形象越高越正面，消费者的购买意愿越强。”
嘉宾主持：张强 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副院长
对话嘉宾：张伟亮 海航集团运营总裁王仁荣百威英博亚太区副总裁
杨新斌 华晨宝马公共关系及企业社会责任高级经理
张强：对企业而言，CSR 战略跟品牌之间是高度关联还是内陷式或延伸式的设计？既要抓企业的经营又要抓企业的形象，如果出现矛盾要如何处理？
王仁荣：品牌的社会责任化跟社会责任的品牌化是趋势，任何一个社会责任的项目都有一个品牌。
我们用品牌运作的方法运作CSR，每年都有超级明星帮我们做CSR，360 度从线上到线下各个部门都会支持。然而困难在于有时候大家理念会不一样，品牌的人会说，品牌曝光度不够；营销的人希望你做的CSR 的东西满眼都是品牌。但是做CSR 的人要有使命感，不能够太妥协。如果品牌商业色彩过于浓厚，很多人觉得你做这个就是为你自己。
张强：许多企业的社会责任项目还是从自身需求出发比较多，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杨新斌：企业社会责任要坚持这个原则，“甄别社会真实的需求和社会问题，根据社会问题和受助群体真实的需要而去量身打造适合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和公益项目，而不是适合我们的公益项目。”
张伟亮：这个问题是两个层次，一是我们为什么要做社会责任，是为了承担社会责任还是为了市场营销，这是出发点的问题，如果出发点是好的，社会责任就是为了解决社会上存在的问题；第二个层次是能不能找到问题所在，则是能力的问题。对于企业来说，社会责任救助需求的寻找和产品需求的寻找应该是相通的。
张强：企业内部的机制是每年有固定额度，但今年灾害特别多，很多人求助，该如何解决？
王仁荣：我相信每个公司都是靠预算来进行管理的，不可能因为公益所以没有预算限制。所以，首先要有一个好的规划，因为单个事件一下子用光预算肯定是有问题的。可以考虑多种方式。比如除了钱还需要什么，灾来了水不能喝，我们就近的仓库可以提供纯净水支持，这个不受预算的影响；比如有志愿者的资源，是不是可以提供产品方面的服务的资源等，要多动一些脑筋，不要被预算限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