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如历史，自己有脚

南斯拉夫电影《桥》的主题曲《啊朋友再见》，台湾人没听过，大陆人不知道它其实源自意大利。几十年后民谣歌手蒋明唱它，唱出的是“怀疑和淡淡的虚无”。（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9月17日，作家龙应台在银川当代美术馆做了一场有关音乐的演讲《一首歌一个时代》，讲述她记忆中的台湾“流行歌曲”。这场讲座也是银川丰收（音乐）狂欢节的项目之一。

首次抵达银川的龙应台，在飞机上就被感动了。“很多现实的事情会遮蔽了原来的感觉。但我所有对中国大陆内心的朴素情感，都在飞机降落前从窗口看到大西北这片土地的那一瞬间苏醒了。这就是土地的力量。”

《四郎探母》的“政治不正确”，正是它艺术成就的核心原因。

凡有战争，就会有压迫性的忠君爱国大规范，《四郎探母》却哀伤地唱爱情、亲情，谈寂寞和思乡，在最残酷的时代里抚慰人心最柔软的部分。

创作者写一首歌，并不知道那首歌是否会成为“流行”，甚至长期流行，成为“经典”。一旦“流行”，代表歌里有种东西，能够打动当时社会很多人的心。如果长期流行，代表着那首歌里有种东西能够跨越时空，触动不同时代的人心。

所以，一首流行歌曲，能够透露出非常丰富时代讯息。

人生第一支流行曲是《四郎探母》

我是住着日式的房子长大的。榻榻米地板是让你盘腿而坐的，但是刚刚仓皇渡海而来的人，怎么会盘腿坐呢？榻榻米上就放一张藤椅，七岁的我看那张藤椅，怎么看都是一张破烂——体重下沉的地方藤条断裂，破了个洞，但父亲坐在那里，非常怡然自得。

他穿着白色的短袖棉布汗衫。七岁的我所看见的汗衫，怎么看都像一条破抹布，因为不断搓洗，薄到几乎要破，腋下还有一点肥皂怎么洗也洗不掉的汗迹。

我的七岁，1959年，是父亲因为战争离乡背井，到一个海岛上重新求存的第十年。十年中，藤椅断了破了，汗衫穿到稀薄了，原以为马上就会回家的希望，逐渐变成了绝对回不了家的痛苦觉悟。

他坐在那个铺着榻榻米的房间里，背对着光，光从他后面一格一格的木头窗子照进来，把他的轮廓变成一个黑色的剪影。窗台上有一个留声机，黑胶唱片在转，他在打拍子，跟着唱。他大概已经唱了十年，而我一定已经听了七年，所以知道他在唱什么——有不少动物，鸟啊、龙啊、老虎啊：

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想起了当年／好不惨然；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南来雁／失群飞散；我好比浅水龙／困在沙滩；想当年沙滩会一场血战，只杀得众儿郎滚下马鞍……思老母思得我把肝肠痛断……

中间有好大一段，我完全不知道、也没兴趣知道在唱什么。但我知道叮叮咚咚过一会儿，要唱到“母亲！千拜万拜折不过儿的罪来”。这时，父亲就会从口袋里掏出那折成整齐方块的手帕，低头擦眼泪。

京剧虽然称为“剧”，却主要不是拿来看的；懂戏的人“听戏”，不是“看戏&rd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