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汶川 | 灾区干部没对媒体说过的心里话 党校教授和她的476个采访对象

他们找了一块红布把女儿骨灰包起来,夫妻俩轮着挂在胸前,想着以后永远跟女儿不分开了。

责任编辑:吴筱羽

北川公务员邓大姐在北川电影院门口学太极,“5·12”地震中,她失去了几个亲人。(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5月10日《南方周末》)

他们找了一块红布把女儿骨灰包起来,夫妻俩轮着挂在胸前,想着以后永远跟女儿不分开了。

骨灰背了八个月,不方便就背在背上,睡觉时挂在胸前。与同事一起住在很拥挤的地方,他就挨着女儿的骨灰睡,但从没有人问这是什么东西。

“5·12”地震后的第五年,2013年5月12日,四川省委党校党史党建部教授王春英和她的团队来到汶川,正式启动一个灾难口述史的研究项目。选择这个时间为起点,是灾难口述史研究的一个学术要求:不能早,搞早了受访者还沉浸在悲痛当中,没有思考;也不能晚,搞晚了受访者会淡忘。

采访对象是经历过地震的干部群体。其中汶川153人,北川323人,从副县长到普通公务员,还有村干部。研究团队分成两组,每天上午一个,下午两个,晚上一个,一天能采访八个人。

项目的初衷,是关于地震灾害的应急管理,通过采访干部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执政能力。然而,等到了灾区之后,情况变了,王春英用“震撼”形容自己的感受。她发现,面对这么大的灾难,技术层面的东西是次要的,精神层面的东西更为重要。

采访时,王春英非常注重细节。主要就是听,对方愿意讲就讲,不愿意讲也不会追问,不会盯着对方看。记录员是背对着受访对象的,摄像的人也只是专注于弄设备。另外,强调是收集材料,承诺为对方保密。

即便如此,最初也并不顺利。特别是在北川,虽然是组织部门提供的名单,但干部们仍然排斥。“跑了很多次,一会这边不行,一会说那个文件的章不对”。后来,王春英发挥系统优势,联系到北川党校的一位副校长,说就从你开始,感受一下我们的工作方式,如果依然不接受也可以。对方说最多给你二十分钟,没想到一打开话题,讲了将近四个小时。

后来,干部之间相互传递,采访变得容易起来。甚至在离开北川之后,还有名单之外的干部主动打电话,问她什么时候再过来,也想说一说。这位学历史出身、从没受过心理学训练的党校教授,被受访干部当作了心理医生。

大部分干部在采访中都哭,王春英和助手也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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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邵小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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