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反应 陆乐的急救实验 | 创业者
“六年来,我们已经服务了三百多场马拉松比赛,可以持续通过赛事去完善体系、迭代产品。”2017年,被誉为“全世界最安全的马拉松”的东京马拉松开始采用“第一反应”的“赛道救援指挥系统”,“任何地方有人倒地,我们平均30秒就赶到了,日本是100秒,我们的效率已经超过了他们”
责任编辑:孙凌宇
“六年来,我们已经服务了三百多场马拉松比赛,可以持续通过赛事去完善体系、迭代产品。”2017年,被誉为“全世界最安全的马拉松”的东京马拉松开始采用“第一反应”的“赛道救援指挥系统”,“任何地方有人倒地,我们平均30秒就赶到了,日本是100秒,我们的效率已经超过了他们”
“顿”
2012年2月5日上午,几通电话让陆乐的心口一紧。
电话来自不同的人,但无一例外言语间断而急促。他们是陆乐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班的同学,此刻正在深圳参加商学院戈壁挑战预选赛。他们身边躺着一位校友,几分钟前,后者在距终点200米的地方突然倒下,心脏骤停。120救护车还没到,随队康复技师在慌乱中对其采取了胸外按压,但于事无补。同学们希望陆乐能告诉他们怎么办。
陆乐有十几年户外经验,外号“船长”,是中欧商学院户外协会的发起理事。他在2007年就开始在同学会内部做户外安全和紧急救援方面的宣讲。
陆乐建议立即使用AED(自动体外除颤器,可被非专业人员使用,用于抢救心源性猝死患者的医疗设备),但现场并没有配备。“急救医生现场除了胸外按压也没有别的办法;几分钟后,人被救护车拉走了。到中午,就知道人没了。”一通通电话像过电一般,挂掉最后一通时,陆乐只觉得像被闪电打中,时间抽掉了发条,死一般沉寂。
去世的校友36岁,是个初为人父的创业者。虽然陆乐与其从未谋面,但那天,他脑海里几乎全是这件事。他意识到,自己不想止于惋惜和哀悼。
六年后,2018年的一个清晨,在北京二环的一家咖啡厅里,已是成立6年的全民互助急救平台“第一反应”创始人的他,将那天接收到的所有信息看作内心巨变的“催化剂”。
陆乐自小习武,最初是中国传统的形意拳,中学时开始学习西方的拳击、格斗。后来去日本上大学期间,他开始广泛地接触滑雪、潜水、爬山、漂流、雪地摩托、无动力帆船等户外运动。“我也受过很多伤,有的甚至很严重。但是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遇到再大的风险,无论是脖子断了,还是心脏停了,只要准备充分,人是没那么容易死的。但是我回国后,就经常会听到跑步、健身死人了,游泳死人了。跟国家登协的教练们聊天,也经常就会听到他们说起一群驴友去了不该去的地方,派去救援的队员因此受伤甚至丧命。”
事实上,陆乐最初决定做不定期的安全宣讲,正是体会到了身边同学安全意识的缺失,“比如他们去爬山,不会想到要带一个急救包,或者多带几份应急食物;不会预想有人受伤之后该怎么办,如何撤离;也不会想到山里手机可能没信号而准备对讲机;更不会想到让每个人接受一些正规的训练。在国外,不是等你遇到了问题,再去想怎么解决,都会事先做好准备,有风控预案,你不能赤条条地就去迎接风险。”
陆乐意识到,这不是一个人、一个公司的问题,而是中国社会存在的结构性缺陷。“救命不是那么简单。在意外发生时,大家只会打120,但医生能在四分钟内赶到你身边吗?你能依靠的可能就是你身边的陌生人;遇到大灾大难,就更需要自救互救,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FEMA)提出,灾害发生72小时之内,政府很可能无法提供救援,老百姓要充分准备自救,减少伤害。那我们如果能在中国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互救体系,赋予更多人急救的能力,解决这个结构性的缺陷,挽救回更多意外的生命损失,那就太有意义了。”那一刻,陆乐觉得自己体会到了“顿”的感觉。
这对他来说,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释放,也是一条自我寻找的藤梯。
藤梯
陆乐生于70年代上海的一个教师家庭,父亲从小教育他凡事要自己做主,能扛事、有担当。从小学起,他就很独立,到了向往自由的中学时期,他便向父母提出从家里搬出去自己住,父母给他找了一个六七平米的小房子,他在那里独自度过了初高中的时光。
后来,他考入了北京一所知名理工院校,却因为某些原因最终放弃。肄业的日子,就在一家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打杂。
经过两年社会大学的历练,陆乐决定回归校园。1993年,他成功申请到了日本知名私立学府庆应义塾大学四年的全额奖学金,就读计算机和公共政策专业。日本的90年代后来被许多人称作“失去的十年”,冷战结束后,日美在高新技术和双边贸易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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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邵小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