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主官调整限制加码不摘帽，厅官也走不了

安徽六安市委副书记、金寨县委书记潘东旭参加原国土资源部承办的扶贫用地政策论坛。2016年6月，潘东旭被调离金寨，专任六安市委副书记，仅过了9天便官复原职。（自然资源部网站截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10月25日《南方周末》）

相关文件已对连片特困地区地市党政正职作出了“须保持稳定”的明确要求，他们也将和贫困县的书记县长们一样，“不脱贫不调离”。

“贫困县党政主官或陷入两难境地。”尽快脱贫摘帽，书记县长调离、获得擢升的时间就会提前，晚一点摘帽，当地的脱贫工作可以更扎实。

不能离开，贫困县县委书记被就地提拔为副厅级已成普遍现象，他们往往会在升任上一级党委常委或人大、政府、政协的副职后继续兼任县委书记。

截至2018年10月17日，全国已有153个贫困县“脱贫摘帽”。当天，国务院扶贫办宣布了第四批“脱贫摘帽”的贫困县（市、区）名单，共85个。

地处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的贵州，此次有14个县宣布脱贫，遵义一市就占了4席。按照2012年划分的全国11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遵义下辖的15个区县中，有3个县处于乌蒙山区，5个县处于武陵山区，脱贫任务艰巨。

“脱贫攻坚是当前的首要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2018年6月20日召开的遵义全市脱贫攻坚调度会议上，市长魏树旺要求各级干部围绕脱贫“倒计时”，争分夺秒，只争朝夕。

说这番话时的魏树旺，已是二度担任遵义市长。

2018年2月1日，时任遵义市长的魏树旺被任命为贵州省政府秘书长，但他在后一岗位履职58天之后，便在3月30日被免去省政府秘书长职务，重返遵义担任市长。

多名遵义干部向南方周末记者确认，魏树旺的“回炉”和脱贫攻坚要保持干部队伍稳定有关。

早在2016年，中组部和国务院扶贫办就联合下文，要求贫困县党政正职“不摘帽不走人”，此外也对所辖贫困县较多的市（地、州、盟）和贫困乡镇的党政正职，作了“也要保持相对稳定”的原则要求。

过去两年，公开报道中没见就此对地市党政正职提出具体要求，也鲜见地市党政正职“回炉”的报道。但南方周末记者从权威渠道获悉，十九大之后，相关文件已对连片特困地区地市党政正职作出了“须保持稳定”的明确要求，他们也将和贫困县的书记县长们一样，“不脱贫不调离”。

两位厅级“一把手”官复原职

再次出任遵义市长的魏树旺生于1967年，从北师大哲学系毕业后留校，1996年离开了学校团委副书记的岗位，成为团中央学校部一名正科级干部，10年后，已是团中央副厅级干部的魏树旺，转岗到国家信访局。

2010年，魏树旺得到了一次到地方历练的机会。那一年，中组部启动了改革开放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央地干部交流任职，时任国家信访局机关服务局局长的魏树旺被派往贵州，任六盘水市委常委。

几经辗转，魏树旺在2016年1月获任遵义市长，并在两年后的2018年2月1日被任命为贵州省政府秘书长。虽然还是正厅级，但省政府秘书长一般能大概率成为省政府党组成员，从而跻身“中管干部”序列。

《贵州日报》报道中，2月7日魏树旺以省政府秘书长、遵义市长身份参加有关会议，2月10日的公开报道中，他的身份已仅显示为省政府秘书长。

没过几天，魏树旺便回到了遵义，2月24日、25日两天都在遵义参加市委相关会议，当地不少干部对此感到蹊跷。直到3月30日，他们的疑团才被正式解开，那天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免去了魏树旺的省政府秘书长职务，接着他又按程序成了遵义市长。

魏树旺“回炉”之前，另一位与他级别相同的河南厅官王战营已经官复原职。

王战营任市委书记的商丘，辖2区1市6县，6县均为贫困县，民权、宁陵、柘城3县还处于大别山连片特困区。

比魏树旺转岗晚一天，王战营在2018年2月2日有了新的职务，被任命为河南省会郑州市委副书记，4天后任代市长。

2月22日，农历正月初七，是春节之后上班的第一天，有媒体发现王战营以商丘市委书记的身份参加了一系列活动。

河南省委一处级干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早在2月11日，王战营就已回到了商丘再次担任市委书记，那时与他卸任商丘市委书记仅隔了9天，只不过当时没有媒体关注到。

该处级干部还透露，2018年春节之前，河南省有关会议就传达了王战营回到商丘的消息，原因就是商丘处于连片贫困地区，辖区内多个贫困县的脱贫任务尚未完成。

回到商丘后，王战营于2018年3月1日率市委、市政府考察团赴兰考，学习观摩脱贫经验，兰考是继井冈山之后全国第二个宣布脱贫摘帽的县。

考察结束，王战营主持召开了全市脱贫攻坚工作推进会议，提出要确保所辖6个贫困县在2018年全部达到脱贫摘帽的标准。

然而，商丘2018年脱贫工作并不能令王战营满意。9月25日，商丘再次召开全市脱贫攻坚推进会，王通报称“在全省2018年上半年考核中，我市脱贫攻坚工作成绩有所下滑”。下滑原因，他认为是“（干部）没有真正把脱贫攻坚工作当作最大政治任务”。

2018年10月17日，国务院扶贫办宣布脱贫的85个贫困县名单中，没有商丘的下辖县。

贵州遵义市市长魏树旺（右二），于2018年2月1日被任命为贵州省政府秘书长，3月30日被免去省政府秘书长职务，回到遵义，继续担任市长。（遵义市政府网站截图/图）

多人“提拔不离岗”

王战营和魏树旺重返原岗位之前，“贫困县保持党政正职稳定”的政策已广为人知。2016年至今，已有多名贫困县党政主官调离后又官复原职。

都安县是广西贫困人口最多的县，该县县委书记陈继勇，在2016年3月就被公示为副厅级干部拟任人选。当年5月，陈继勇已调任河池市委副秘书长，但一个月后，又回到都安继续担任县委书记。

几乎是同时，“官复原职”也在革命老区安徽金寨县发生，并且是一连串的。2016年6月，金寨县委书记潘东旭卸任，县长汪冬接任县委书记，常务副县长张涧拟提任县长，仅过了9天，三人全部官复原职。

一系列人事变动，在当时显得有些反常。不久，一份由中组部和国务院扶贫办于2016年4月25日联合下发的文件公开，政策依据才为公众所知晓。这份《关于脱贫攻坚期内保持贫困县党政正职稳定的通知》要求，各省（区、市）党委组织部门和扶贫部门要把不脱贫不调整、不摘帽不调离作为一条纪律，稳定贫困县党政正职队伍。

时值县级党委集中换届，不少已确定的贫困县党政主官职务调整计划受到影响。

国庆节前，丁岩林作为专家代表，参加了陕西省人大法工委组织的秦岭生态保护调研。这次调研主要目的就是通过考察《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在各个地方的践行情况，对省条例进行再次修订与完善。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在关于省条例的评估座谈会上，曾有秦岭办工作人员提了一个大胆的建议：设立秦岭特区。即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把秦岭保护区独立划分为一个行政区划。

建立隶属于市政府的行政机构——秦岭管理局，由常务副市长（或市委常委）任局长，只负责秦岭保护工作，赋予林业、水务、国土等管理职能并健全相应机构，严格依据水务、林业、国土等国家法律开展工作。“将内耗降至最低，效能发挥最高，彻底实现人、地、责、权明确。”这名工作人员在座谈会上提出。

实地调研后，丁岩林写下了15条修订建议。其中关键一条涉及生态补偿，建议对于因保护秦岭生态环境牺牲发展的区县应当取消GDP的考核，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与前述“大胆建议”不谋而合的是，丁岩林也建议在秦岭保护体系中，更加明确各职能部门的工作职责。他认为可以规定由政府制定秦岭保护职责清单，避免互相推诿。

“尤其是，如果秦岭办作为实体机构成立后，其他部门的职责如何划分？监督、管理、执法、处罚，以及行政许可由谁实施？”丁岩林说。

拆违责任书

这场已持续近三个月的大拆违，开始的时间节点是7月24日。一名西安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天，中央派驻陕西专项整治工作组抵达西安。

此前，陕西官方对秦岭违建整治已释放信号。据《陕西日报》报道，7月23日，省委书记胡和平主持召开会议，专题听取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有关工作情况汇报。三天后，据《西安日报》报道，西安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全面彻底清查秦岭北麓建设项目，严肃追究问责各类违纪违法和‘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在这次会议上，“秦岭保卫战”这一概念被首次提出。

2018年7月30日，在陕西省委召开的会议上，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规建别墅问题专项整治行动正式启动。

秦岭保卫战的打响并非朝夕而就。追溯至2017年2月26日，中央第十一巡视组对陕西展开“回头看”时，就“点名”秦岭数百座违建别墅。“处置措施不力，政治担当精神不强”是当时中央巡视组对西安市的批评。

专项整治会议后，西安成立了秦岭北麓违建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和西安市违法建设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中央派驻陕西专项整治工作组7月底进驻西安就地办公。西安市从各级党委和政府机关抽调干部领导，形成若干工作小组，分别负责审核项目资料、处理法务纠纷等。

2018年8月，秦岭保卫战进入白热化阶段。

走访秦岭北麓村庄，南方周末记者看到，每隔一处的电线杆或是村屋墙上会挂上一块长方形广告牌，上面画着几株树，并写着“参与秦岭保护 共享绿色家园”。在村民张一的印象中，正是在8月，这样的广告牌一夜之间散落在村里各个角落。

与此同时，每家每户还会收到所在街道办事处的一纸通知。通知称“我区正在对秦岭北麓违建问题开展‘拉网式’排查”，鼓励村民“积极举报问题线索”。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沿山6区县各自就地设立举报点，当面受理群众举报。举报电话比正文文字放大两倍，醒目地印在通知下方。

通知下发两天后，8月18日，西安市召开生态环境保护暨打赢秦岭保卫战誓师大会。会上，西安市委、市政府与各区县、西咸新区、各开发区签订《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

一名出席誓师大会的西安官场人士介绍，针对每个违建项目，西安市单独成立了一个拆违领导小组，组长均由一名市级领导担任。“以第一个被拆的群贤别业别墅项目为例，项目拆违领导小组的组长正是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

2018年9月13日，西安市委宣传部官方微信公众号“西安发布”称，西安市召开秦岭北麓违规建别墅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专项整治工作已进入彻底整治关键阶段。

“一个项目拆不拆主要看城乡规划法，手续是否齐全，以判断是否违建。”一名负责项目研判的专家组成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其看来，此次项目审核十分严格，需要经过市农业、林业、发改委等十余个部门的联审会议，每一个部门都需要在拆违意见上签字“同意”。

一名负责丈量拆除项目面积的工程师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他需要在自己丈量得出的每一份数据报告上签字按手印，并确保“终身负责”。

“终南山隐士”

再往秦岭深处去，偶尔会遇上身着修道服饰的人。他们是秦岭上另一群著名来客——“隐士”。

秦岭终南山区域的隐士文化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末年尹喜在终南山楼观筑草楼观星望气。后来的唐末武宗灭佛时期，佛教僧人入山避法难修建了72座茅棚。据高鹤年《名山游访记》记录，民国时期住山有数百人。

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隐士逐渐增多。直到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作品《空谷幽兰》的问世，外界才了解到终南山中仍保留着这一古老文化。

“2011年前后终南山里有数百座茅棚，人数约五百人。”一名终南山文化研究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据他实地走访及不完全统计，终南山茅棚的地域分布东起库峪，西至紫阁峪。近年住山人数为288人，茅棚213处。有长期固定常住者一百余处，其中库峪12处，大峪约81处，小峪2处，石砭峪61处，子午峪9处，沣峪16处。

当代隐士传承了终南山文化传统，同时也带动起小规模的“茅棚经济”，涵盖了一些国学学习培训课程等，也吸纳一些当地劳动力。

不过，轰轰烈烈的秦岭保卫战之下，还没有多少人关心，茅棚是否拆除，抑或部分保留，而隐士又会去何方，就像同样不清楚他们究竟从何处来一样。

（应采访对象要求，杨真、张一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