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人物】濮存昕：戏剧庙堂里的副住持

“别让我摆夸张的姿势，这可是我们自己的庙宇”。把自己工作的剧院称为“庙宇”，足够看出濮存昕对“人艺”的深厚感情。也就是这位人艺的副住持，抱着一个宗教家的情怀，为艾滋防治等公益事业而到处奔波。

这次见到濮存昕，是在人艺二楼的咖啡厅里。阳光从细长的铁窗里透进来，把他的身影衬托得很高大。短发的濮存昕看上去很精神，他半靠着柜台，手拿着小勺轻轻地搅动着咖啡，和摄影师、化妆师轻声地说笑，为即将开始的拍摄做准备。

也许是因为熟悉的场景和环境，在长达近四小时的拍摄过程中，濮存昕显得格外放松。我们的拍摄场景不断变换，不管是在人艺楼前和室内楼梯拐角，还是深长的走廊处、空荡的舞台，总能激起他对往昔的追忆和感慨。

人艺院里长大

“别让我摆夸张的姿势，这可是我们自己的庙宇”。把自己工作的剧院称为“庙宇”，能够看出濮存昕对人艺的深厚感情。父亲苏民是人艺的老演员，他们家住的是人艺的职工宿舍，就在剧院隔壁。濮存昕就是在人艺的院子里长大的，小时候，他一放学，或者吃过晚饭，就和小朋友们一起在剧院里玩。

在舞台前后玩大的濮存昕，5岁的时候，就能看懂话剧了。那时候，他在剧院内外见过在今天看来都是如雷贯耳的人：于是之、刁光覃，还无数次地遇到曹禺。认为文化修养不够的濮存昕，从没想过自己能够进人艺。

因为时代影响，和绝大部分同龄人一样，他初中没毕业就下乡去农村插队了，而能够从空政文工团调回到人艺，则完全得益于蓝天野的的发现和肯定。

1985年春节，人艺举办迎春舞会。作为家属参加晚会的濮存昕被蓝天野拉到一旁，问他是否愿意借调到人艺排一个戏。

“这是梦寐以求的、不可想像的事情，当时我心里一阵暗喜，又有些吃惊。”濮存昕说。蓝天野对他说，自己在准备一部关于秦始皇和他儿子的戏，想请他来演公子扶苏。结果没想到这个戏一波多折，直到1986年，才提到演出计划表上。因为这次的试用，蓝天野对他很满意。几部戏过后，濮存昕正式调到人艺。而且，2003年他担任了人艺的副院长。

辞不掉的院长

“我们这个剧院，从它的建设材料、设计施工、舞台设备，都是周总理亲自过问的。”濮存昕爱人艺，他演的戏都选在大剧场演出。有时候，戏演完，人走尽了，或是在某个中午和黄昏，在剧院里里穿行的濮存昕，神情恍惚时，能看到曹禺和那些老艺术家们在这里走动的身影。在这个剧院里的任何一个角落，他闭上眼睛，就能触摸到人艺几十年的过去。过去的人艺是个“殿堂”，而现在的人艺没有过去“雅”了。

濮存昕还记得，以前人艺的春节联欢会上，不仅能看到那些叔叔阿姨表演自己最拿手的节目，还有穿着拖地裙的阿姨和白衬衣的叔叔一对对跳交谊舞，他和小伙伴们就在欢快的舞曲中从人腿里钻来钻去。慢慢地，这些记忆就变成了开会式的吃吃喝喝，越来越多的应酬。

人艺的变化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

濮存昕看着人艺变得越来越大，办公室的处长越来越多，单位大院里的车越来越多，能够代表人艺实力和艺术水准的戏却越来越少。关键的问题是，随着一大批老艺术家的退休，却没有与之相当的人才顶上来。因此，当北京市委任命他为主持北京人艺日常工作的常务副院长时，原本只愿意做演员的濮存昕最后选择了同意。

当上官的濮存昕很低调。在当副院长以后，他推掉了众多影视演出邀请，天天坐在办公室里，把精力放在行政工作上。他希望能够推动人艺的内部体制变革，促进戏剧生产。那些在人艺多年却没有演戏机会的年轻演员、导演期盼的眼光让他有相当大的压力。作为一个国营单位，人艺什么事情都必须经过院领导委员会集体表决，才能实行。加上人艺其他领导与林兆华以往的个人恩怨，濮存昕的领导方案和设想，既不被上级认同，也得不到人艺其他领导的支持和认可，一开会就形成僵局，最后只能以投票的方式解决问题，他和马欣、任鸣、梁倩形成了一比三的局面。

他也曾经向上级领导要求，把梁倩调走，但得不到上级的回应。要求上级给他放权，但也没有结果。在副院长的位置上呆了3年，最后的结果是“一事无成”。

既然做不到“兼济天下”，那就“独善其身”。他意识到自己只能做个好演员。

濮存昕向市委宣传部递交了辞职书，同时通过电子邮件致函全剧院，告之自己辞职理由和决定。但奇怪的是， 他的辞职书交上去以后，在四年多的时间里，上级单位却没有任何答复，他的辞职请求到现在也没有得到批准。

在僵持了两年后，一潭死水的人艺在2007年终于有了新变化。上级给人艺派来了新院长，负责奥运会开幕式、闭幕式的张和平走马上任。人艺的领导班子也发生了变化，梁倩、陈秋淮、崔宁调离人艺，形成了张和平、濮存昕、任鸣和党委书记马欣的新领导班子。

张和平到人艺的第一件事，是恢复了艺术委员会。接下来是制定艺委会的章程和人艺生产流程的章程，重新制定发展规划。作为前北京文化局长和现任北京政协副主席，虽然奥运会很忙，但是他还是坚持每周到人艺办公， 处理各种事务。让濮存昕感到一些乐观的，是因为张和平是个“懂艺术的领导”。

修自己的庙堂

在接受采访前一天，濮存昕在电视里看到了北京奥运圣火在雅典采集仪式。身为北京奥运圣火的传递者，濮存昕很喜欢那个采集仪式。“那帮参与仪式的洋人真是了不起，就是一些普通人，神情动作那么自然，没有一点表演感和张扬感。包括那些祭祀的出场，他们就像睡完午觉，惺忪的睡眼，然后慢慢走到台上，开始取火了，开始做饭了，我觉得那种自然，让你感觉上千年前就是这样。”自然而然，是濮存昕现在的人生态度。

作为演员，濮存昕对自己的要求是把每一部戏演好。去年是濮存昕的大年，一年里他演了8个戏、123场演出。一会是《雷雨》、《茶馆》， 《李白》、 《白鹿原》，一会是《全家福》、《万家灯火》、《寇流兰大将军》，另外还有新的《建筑师》。

人才密集的演出，他很累，但也很快乐。“我们这些搞专业的人不要老是看人家干嘛，而是想清楚你自己在干什么，只要自己专业干得好，你就对得起自己。比如国家养的剧院，你根本不应该跟着流行走，就应该做你的主流文化的东西，你做好了，人家就去看，做不好，人家就看超女。”“千万别自己专业没弄好，还去管人家超女，提意见，不许弄！不要去压制所谓通俗文化。”

人到中年的濮存昕，想做一个好公民。“我现在跟以前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现在对内外都开放，在舞台上我就是演戏，用心用感情；社会是另一个舞台，我可以用行动帮助他人。这些都是我努力的空间，这个庙坛能不能修成，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社会公益事业是濮存昕的另一个舞台。身为全国政协委员和艾滋病宣传大使、禁毒形象大使、义务献血大使等几十家组织的代言人，濮存昕都得尽自己的义务，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濮存昕很清楚，自己能够参与这些活动是因为“名人效应”，但他认为挺有“社会意义”，稍稍做一点就有很好的社会效果。

在众多社会活动里，濮存昕最在乎的是艾滋病防治。他不光是动嘴皮子， 还是一个行动者。四川有一个艾滋病家庭，父亲为了上大学的儿子去贩毒，判了无期，这使得考上大学的孩子面临无学可上的危险。濮存昕知道后，资助他实现大学梦，还让他去监狱里经常看父亲，希望这个家庭尽早破镜重圆。

和具体的计划和行动相比，最难改变的是人们对艾滋病产生的心灵恐惧和歧视。濮存昕曾去辽宁看一个患艾滋病的孩子。这个孩子患艾滋病已有十年。因为母婴传播造成的感染，他还在母亲的肚子里的时候，已经是艾滋病毒携带者了。因为有艾滋病，上小学的他被隔离在学校外的一个小院里，由一个老师单独教他，成了“一个人的学校”。学校升国旗时，他和老师在这个小院里，只能听到国歌而看不到升旗。濮存昕很同情这个受到歧视的孩子，他专门去了辽宁，到学校去说服学校和学生们，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回到集体，和同学们在一块上课一块玩，恢复正常的生活。

此外，濮存昕还在每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提案。在他的提案里，最有效果的是在公共场合推广预防艾滋病的公益宣传广告的一个提案，建议政府把艾滋病防治工作公开化。从此，艾滋病的防治广告可以在电视上、城市的道路广告牌上出现了，而在他的提案前，这些都是被禁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