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会被宠坏的知识分子” ——古稀蒋勋回看人生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是会被宠坏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安逸、顺利的环境长大,觉得有一个愧疚。那个愧疚,我读托尔斯泰的时候有一点懂。托尔斯泰希望放弃所有的土地给他的农奴,我觉得是那个心情。”
责任编辑:宋宇 邢人俨
(本文首发于2019年2月21日《南方周末》)
他已经满头白发,也许一生都在徘徊,一头是浪漫主义的英雄情结,另一头是现代主义的虚无意识。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是会被宠坏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安逸、顺利的环境长大,觉得有一个愧疚。那个愧疚,我读托尔斯泰的时候有一点懂。托尔斯泰希望放弃所有的土地给他的农奴,我觉得是那个心情。”
1984年,中国大陆第一次出版台湾青年诗人蒋勋的作品。时年80岁的作家丁玲为这本《蒋勋诗选》写序,两人三年前相识于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丁玲对蒋勋的第一印象是“看起来很年轻,可是博学多才”,她相信诗人“会在国内找到许多许多知音”。
丁玲似乎只说对了一半。蒋勋此后十几年在台湾声名日隆,在大陆却一直寂寂无名。他常常前往大陆,为上海一家读书会取名“春深”后,在那里讲《红楼梦》和《庄子》。他不曾想过会在大陆出书、开画展。
2010年,蒋勋因心肌梗塞做了支架手术,出行要先通过医生审核,去大陆的频率降低了。有一天,哥哥从温哥华打电话问他是不是要去北京演讲,门票已经卖到了400元。“我吓死了,我也不知道这个现象是怎么发生的。”蒋勋用软萌的台湾口音描述。那时他才发现大陆有很多人在读他的书,很多还是盗版的。
2018年底,诚品书店的深圳分店开张,蒋勋著作比台北总店还全。蒋勋身后有一批追随他为“导师”的大陆文艺青年,一些人甚至模仿粉丝应援机制,自称“薰衣草”。在网络时代,年过七旬的蒋勋显示出同龄人中罕有的“流量”号召力。仅蒋勋说《红楼梦》的付费音频,在某平台上线不到两年,点播量就高达2.4亿次。这套问世于1990年代的音频于全网流传二十几年,播放量更是天文数字。
名满天下的人往往争议丛生,对蒋勋的质疑一度成为公众话题。
“我自己从来不觉得我是导师。”蒋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有一个东西可不可能是导师,就是美本身。”
2018年,蒋勋第一次在大陆办个人艺术展。这年年底,他也在台东池上办了首个私藏展。展品很多是他的收藏。蒋勋本没有收集习惯,他从小跟家里兄弟同住,隔一段时间就要清理物品。如今,72岁的蒋勋开始梳理人生。
“我身上一直有两个很矛盾的东西”
1950年,蒋勋3岁。他随父母从西安横跨中国大陆,在台湾马祖白犬岛照相馆拍摄通行证照片,从此长住台湾。
蒋勋一家住在台北以北,基隆河与淡水河的交汇处。晚清许多大陆人渡海入台,都在淡水河码头上岸。不少人死在船上,幸存者到码头便一同把逝者就地合葬,堆起低矮的小小墓冢。碑石上没有这些人的名字,只刻着“万善同归坟”。
“他们几乎都是少年,出去冒险,或者向往一片新土地。”蒋勋的画室选在少年的墓冢旁,他有时会去那里散步,“似乎有一种年轻的精神,或者说少年的精神在这块土地上。”
1976年,蒋勋听一位国民党青年军老兵讲起亲历的抗战故事,感怀之下创作诗歌《写给故乡》:“我们隔着迢遥的山河,去看望祖国的大地,你用你的足迹,我用我愁乡的哀歌。”他糅合老兵的讲述和自己的想象,在诗中描摹着“古老而又年青的祖国”,并憧憬着“少年的中国”。
台湾音乐人李双泽次年据此改编谱曲,创作歌曲《少年中国》,成为最早的台湾校园民谣之一。就在这一年,28岁的李双泽在淡水镇海边因搭救溺水者丧生,他的模样定格在少年时。三年后,蒋勋出版自己第一本诗集,也取名为《少年中国》。蒋勋曾与青年作家谢旺霖谈到自己的“少年”情结,他所迷恋的“青春形式”,乃是“不知天高地厚,不畏死活去做一些事,充满顽强、耐苦的生命力”。
在《少年中国》自序中,蒋勋回顾了他最早的精神养料。初中以后,他忽然对文艺产生“无可救药的执迷”,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读小说、画画、唱歌,学校的课业却一塌糊涂。家里收入微薄,供六个孩子读书压力很大,无法再资助他深造绘画、音乐、舞蹈这些奢侈的兴趣。于是,他的兴趣渐渐集中在“最不需要成本”的文学上。
每天放学,蒋勋总要跑到衡阳路的书店“东方出版社”,站在书架旁阅读文学作品。他没钱买书,每天在书上折一个角,第二天继续看。这样几乎三年,他读完了很多大部头。
书店是从上海搬来的,店里有许多18世纪和19世纪的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由当时活跃在上海的傅雷等人翻译。“我现在发现自己受浪漫主义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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