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阅读】孟彦弘——历史篇
不过，我也要声明，这种科班训练纯属屠龙之技，似乎并无实用的价值，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不要找我算账。
看世界，读中国——名家推荐：２００７暑假阅读书目
孟彦弘
年 龄 ４１
现 职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 隋唐史
朋友委托我给一般读者开列一些有关中国古代史的著作，以作消夏之用。让一位非专业读者能读某些专业方面的论著，首先就必须考虑这些著作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对专业读者而言，无论有无趣味，他都必须去读，这是他的工作，是他的饭碗。而过于艰深的专业论著，似乎也不必让非专业读者吃苦去啃。其次，我们还应考虑时间的因素；开得过多，分量太重，根本读不过来，则推荐了也等于没有推荐。本着这样的原则，我想大家在无聊时或许读一读下面的著作。
１．严耕望：《治史三书》（辽教，１９９８）。所谓三书，是指《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及《钱宾四先生和我》；这其中以《治史经验谈》分量最大，也最为详尽。作者是研究中国中古史的大家，著作既多，质量亦高，影响也很大。书中所谈，确是作者多年治史的甘苦，非常实用，也很有趣，与坊间流行的“历史研究法”多有不同。比如，他告诫大家，要看书，不要抱定一个题目去找材料。现在电子古籍已很多，找材料更为便捷，但这条经验依然有效，因为检索出的史料，垃圾信息太多，沙汰已颇不易，而同时更能说明问题的“隐性的史料”又绝然不会出现。最重要的是，检索而不读书，则对书本身没有了一个直观的感受；对书本身的了解、认识，又会影响到我们对史料的分析和判断。再如，要少说否定的话，不要忽略反面的证据，引材料不要轻易改字，等等，对我们研究工作都有警示的意义。他在谈这些经验时，举了不少小例子，使这些原则变成了鲜活的东西，我们更易于举一反三。还有类似的一本书，也值得一读，即以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名家的严中平先生的《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人民，１９８６）。该书是为中国近代经济史专业的研究生编写的讲义。有关学者治学的甘苦以及学术史的掌故，大可翻翻张世林先生编的《学林春秋》（中华，１９９８）和《学林往事》（朝华，２０００），以及三联书店编辑出版的种种学记，如《励耘书屋问学记》、《蒿庐问学记》、《蒙文通问学记》、《郑天挺学记》等。
２．《陈垣史源学杂文》（增订本，北京三联，２００７）。所谓史源，是指史料的出处或来源。作者在辅仁大学开设史源学一课，主要选择《日知录》、《鲒埼亭集》、《廿二史札记》、《十七史商榷》等清代史学名著中的一些条目或篇目，让学生找出其史料出处，看其引证是否充分，叙述有无错误。本书就是作者给学生所作的示范。他以《廿二史札记》为例，总结道：“读书不统观首尾，不可妄下批评。读史不知人论世，不能妄相比较。读书不点句分段，则上下文易混。读书不细心寻绎，则甲乙事易淆。引书不论朝代，则因果每倒置。引书不注卷数，则证据嫌浮泛。”认真阅读此书，会对史料的辨析有一分真切的了解，而史料之收集、辨析，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步。编者陈智超先生所作注释和编按，对我们领会此书不无帮助。另外，作者非常重视文章的写作，包括遣词造句，比如他在给学生作业的评语中说“‘其之’荒谬，云云、其之连用”，“其字用得不对”，“均皆二字连用”等。“附录六”影印学生作业，其上的批改更可说明这一点。我们应当学习作者精炼的文风，而不宜在学术论文中大量使用口语。
３．吴小如、吴同宾：《中国文史工具资料书举要》（中华，１９８２；天津古籍，２００２）。中国古籍浩如烟海，学文史，首先就要知道大致有些什么书。做到这一点，就要靠所谓“目录学”的修养。过去人们主要是通过《书目答问》和《四库全书提要》来达到这一目的，但这两部书的使用都需要读者具有相当的基础。本书对中国文史方面的资料书（如经书、子书、文学方面的总集、戏曲集、类书、政书等），以及工具书（如人名、地名、年表、文字音韵训诂、书目、索引等）所作的扼要介绍，更易为初学者所接受。它使我们能了解中国文史方面的主要典籍，知道一些主要工具书及其使用方法，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一个基础。对研究历史更实用的，则是陈高华、陈智超等编写的《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３；天津古籍，２００６）。此书大致按中国史断代来编写；编者都是研究相关断代的专家，而不是研究文献目录的学者，因此对书的介绍，主要是从“实用”出发，告诉我们研究某个朝代，主要有些什么书，什么书中有什么样的史料等。
４．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上海古籍，１９８０；华中师大?熏 ２００４）。研究历史，离不开古籍。文献资料是历史研究最主要最基本的史料。我们不仅要将与自己研究题目有关的史料一条条抄出来，而且对一些基本典籍也需要一再通读。读古籍，就需对古籍的编撰、体例、钞刻流传等情况有所了解。目前，已有相当部分的基本古籍经过整理，出版了点校本，很便于我们的阅读使用；但是，也有相当多的典籍尚未整理。我们在阅读、使用古籍时，首先要意识到书中可能会有不少错误；怎样发现错误，怎样判断不同版本间岐异的是非对错，就需要“校勘”。本书在论校书时，谈及古书致误的一些基本规律以及校书的一些基本依据；在论读书时，又谈及古书的一些基本体例。这些知识对我们阅读古书都有很大帮助。有了这本书的基础，还可以进一步阅读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和《古书通例》（此二书近以《余嘉锡说文献》为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排出版，２００１）。对书本身的了解（即所谓“版本学”），可阅读叶德辉《书林清话》（中华，１９９９）。如果想对古代书籍有更直观的认识，可翻阅《中国版刻图录》（增订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０）。
５．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见《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１９８２；《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一册，中华，１９９３；手稿本，中华，２００６）。顾先生在１９２０年代以“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饮誉学界，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认为古书中对上古史的记载是靠不住的，越往后的古书对上古史的记载越丰富，其中便不无编制、想象的成分。由此又导致了学界对古书辨伪的风潮。这份《自序》，不仅可以使我们知道作者这一史观的形成过程，作者求学的经历，而且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学术界的状况。同时，顾先生以“能写”著称，由这篇《自序》，我们也可以看出所谓的语体文（或白话文）绝非一片口语。从今天的眼光看来，对古书所记载的古史的否定，并不等于对古史本来面目的否定。当时疑为伪书的许多古书，由近二三十年的出土文献，证明并不是到汉代才有人有意伪作；即使如此，这些古书中对古史的记载，仍需辨析。我们不能退回到对古书中所记载的三皇五帝的世系都信从不疑的时代。
也许读者会发现，这些书都读了，自己仍然徘徊在史学研究的大门口。其实，要登堂入室，还需要接受科班训练。史学研究的门槛比自然科学可能要低些，或许在不少人眼里，低得还不是一星半点，但它毕竟是一门专业，并不像“品三国”，或读《论语》说体会那么容易。当然，读者因为这几本书而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发生了兴趣，以至于立志要终生从事这项工作，那是再好不过的。不过，我也要声明，这种科班训练纯属屠龙之技，似乎并无实用的价值，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不要找我算账。
孟彦弘
年 龄 ４１
现 职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 隋唐史
朋友委托我给一般读者开列一些有关中国古代史的著作，以作消夏之用。让一位非专业读者能读某些专业方面的论著，首先就必须考虑这些著作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对专业读者而言，无论有无趣味，他都必须去读，这是他的工作，是他的饭碗。而过于艰深的专业论著，似乎也不必让非专业读者吃苦去啃。其次，我们还应考虑时间的因素；开得过多，分量太重，根本读不过来，则推荐了也等于没有推荐。本着这样的原则，我想大家在无聊时或许读一读下面的著作。
１．严耕望：《治史三书》（辽教，１９９８）。所谓三书，是指《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及《钱宾四先生和我》；这其中以《治史经验谈》分量最大，也最为详尽。作者是研究中国中古史的大家，著作既多，质量亦高，影响也很大。书中所谈，确是作者多年治史的甘苦，非常实用，也很有趣，与坊间流行的“历史研究法”多有不同。比如，他告诫大家，要看书，不要抱定一个题目去找材料。现在电子古籍已很多，找材料更为便捷，但这条经验依然有效，因为检索出的史料，垃圾信息太多，沙汰已颇不易，而同时更能说明问题的“隐性的史料”又绝然不会出现。最重要的是，检索而不读书，则对书本身没有了一个直观的感受；对书本身的了解、认识，又会影响到我们对史料的分析和判断。再如，要少说否定的话，不要忽略反面的证据，引材料不要轻易改字，等等，对我们研究工作都有警示的意义。他在谈这些经验时，举了不少小例子，使这些原则变成了鲜活的东西，我们更易于举一反三。还有类似的一本书，也值得一读，即以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名家的严中平先生的《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人民，１９８６）。该书是为中国近代经济史专业的研究生编写的讲义。有关学者治学的甘苦以及学术史的掌故，大可翻翻张世林先生编的《学林春秋》（中华，１９９８）和《学林往事》（朝华，２０００），以及三联书店编辑出版的种种学记，如《励耘书屋问学记》、《蒿庐问学记》、《蒙文通问学记》、《郑天挺学记》等。
２．《陈垣史源学杂文》（增订本，北京三联，２００７）。所谓史源，是指史料的出处或来源。作者在辅仁大学开设史源学一课，主要选择《日知录》、《鲒埼亭集》、《廿二史札记》、《十七史商榷》等清代史学名著中的一些条目或篇目，让学生找出其史料出处，看其引证是否充分，叙述有无错误。本书就是作者给学生所作的示范。他以《廿二史札记》为例，总结道：“读书不统观首尾，不可妄下批评。读史不知人论世，不能妄相比较。读书不点句分段，则上下文易混。读书不细心寻绎，则甲乙事易淆。引书不论朝代，则因果每倒置。引书不注卷数，则证据嫌浮泛。”认真阅读此书，会对史料的辨析有一分真切的了解，而史料之收集、辨析，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步。编者陈智超先生所作注释和编按，对我们领会此书不无帮助。另外，作者非常重视文章的写作，包括遣词造句，比如他在给学生作业的评语中说“‘其之’荒谬，云云、其之连用”，“其字用得不对”，“均皆二字连用”等。“附录六”影印学生作业，其上的批改更可说明这一点。我们应当学习作者精炼的文风，而不宜在学术论文中大量使用口语。
３．吴小如、吴同宾：《中国文史工具资料书举要》（中华，１９８２；天津古籍，２００２）。中国古籍浩如烟海，学文史，首先就要知道大致有些什么书。做到这一点，就要靠所谓“目录学”的修养。过去人们主要是通过《书目答问》和《四库全书提要》来达到这一目的，但这两部书的使用都需要读者具有相当的基础。本书对中国文史方面的资料书（如经书、子书、文学方面的总集、戏曲集、类书、政书等），以及工具书（如人名、地名、年表、文字音韵训诂、书目、索引等）所作的扼要介绍，更易为初学者所接受。它使我们能了解中国文史方面的主要典籍，知道一些主要工具书及其使用方法，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一个基础。对研究历史更实用的，则是陈高华、陈智超等编写的《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３；天津古籍，２００６）。此书大致按中国史断代来编写；编者都是研究相关断代的专家，而不是研究文献目录的学者，因此对书的介绍，主要是从“实用”出发，告诉我们研究某个朝代，主要有些什么书，什么书中有什么样的史料等。
４．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上海古籍，１９８０；华中师大?熏 ２００４）。研究历史，离不开古籍。文献资料是历史研究最主要最基本的史料。我们不仅要将与自己研究题目有关的史料一条条抄出来，而且对一些基本典籍也需要一再通读。读古籍，就需对古籍的编撰、体例、钞刻流传等情况有所了解。目前，已有相当部分的基本古籍经过整理，出版了点校本，很便于我们的阅读使用；但是，也有相当多的典籍尚未整理。我们在阅读、使用古籍时，首先要意识到书中可能会有不少错误；怎样发现错误，怎样判断不同版本间岐异的是非对错，就需要“校勘”。本书在论校书时，谈及古书致误的一些基本规律以及校书的一些基本依据；在论读书时，又谈及古书的一些基本体例。这些知识对我们阅读古书都有很大帮助。有了这本书的基础，还可以进一步阅读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和《古书通例》（此二书近以《余嘉锡说文献》为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排出版，２００１）。对书本身的了解（即所谓“版本学”），可阅读叶德辉《书林清话》（中华，１９９９）。如果想对古代书籍有更直观的认识，可翻阅《中国版刻图录》（增订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０）。
５．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见《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１９８２；《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一册，中华，１９９３；手稿本，中华，２００６）。顾先生在１９２０年代以“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饮誉学界，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认为古书中对上古史的记载是靠不住的，越往后的古书对上古史的记载越丰富，其中便不无编制、想象的成分。由此又导致了学界对古书辨伪的风潮。这份《自序》，不仅可以使我们知道作者这一史观的形成过程，作者求学的经历，而且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学术界的状况。同时，顾先生以“能写”著称，由这篇《自序》，我们也可以看出所谓的语体文（或白话文）绝非一片口语。从今天的眼光看来，对古书所记载的古史的否定，并不等于对古史本来面目的否定。当时疑为伪书的许多古书，由近二三十年的出土文献，证明并不是到汉代才有人有意伪作；即使如此，这些古书中对古史的记载，仍需辨析。我们不能退回到对古书中所记载的三皇五帝的世系都信从不疑的时代。
也许读者会发现，这些书都读了，自己仍然徘徊在史学研究的大门口。其实，要登堂入室，还需要接受科班训练。史学研究的门槛比自然科学可能要低些，或许在不少人眼里，低得还不是一星半点，但它毕竟是一门专业，并不像“品三国”，或读《论语》说体会那么容易。当然，读者因为这几本书而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发生了兴趣，以至于立志要终生从事这项工作，那是再好不过的。不过，我也要声明，这种科班训练纯属屠龙之技，似乎并无实用的价值，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不要找我算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