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土耳其
两个流浪汉躺在公园的长椅上看报纸,清冽的阳光一泻而下,照在他们倦怠的脸庞上,一切都是那么宁静,那么祥和。
责任编辑:杨静茹
1
在伊斯坦布尔,半夜堵车可不是什么新鲜事。
去年9月的某个凌晨,我走出阿塔图尔克机场,试图赶上最后一班机场巴士。
“没车了,一点半就停开了。”几个浓眉大眼、肚腩凸显的出租车司机围着我,准备听我报出某个耳熟的地名。
“塔克西姆?”
还没等我点头确认,一只毛茸茸的手就伸过来,拉住了我的行李箱。随后,我钻进了一辆六人座私家黑车。
“最近城里都没生意了,你是我今天的第一个客人。”出了机场,司机打破沉默,用不熟练的英语说道。
这并不让人意外。2018年8月1日起,土耳其里拉暴跌的消息就霸占了国际新闻热搜榜的头条;当年年初开始,土耳其和美国的外交关系持续恶化,土耳其以“与恐怖组织有牵连”为由,拒绝释放美籍牧师布伦森。美国政府对此忍无可忍,宣布对土耳其实施制裁,从此里拉汇率一落千丈。
“你放心,我不是坏人,土耳其只有好人。”司机见我没说话,扭头补充了一句。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司机踩足油门,在差点撞上一辆夜班大巴之后,潜进伊斯坦布尔的主城区,堵在了一列车队后面。
我坐直身体,揉了揉惺忪睡眼。清真寺门外坐着三四个上了年纪的男人,他们银白的头发在路灯下闪闪发光,三四对刚走出夜店的情侣在烧烤摊边打闹嬉笑。不远处,一个穿着玫红吊带的女孩站在路边兀自唱着一支西班牙流行歌,她身后那面墙上,爱因斯坦正冲我做鬼脸。
“过去五百年,君士坦丁堡及其雄踞的狭长海峡给世界惹了许多麻烦。人们在这里抛头颅,洒热血,遭受了全世界最多的痛苦……我们发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场大会战,欧洲在最后一道防线上前赴后继争抢的仍是君士坦丁堡。”英国作家雷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在《君士坦丁堡的未来》中这样说道。
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败于协约国之手,逐渐走向衰落。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定都安卡拉。不过,伊斯坦布尔并没有因迁都而丧失了自身魅力,它对西方敞开心扉,在此后的百年时间里,仍然稳坐“东方巴黎”的位置,吸引了大量欧洲侨民。
司机把我放在独立大街的入口。
当贝伊奥卢熄灯沉睡,唯有独立大街彻夜不眠,这条长达三公里的步行街不仅是繁华和荣耀的象征,也是伊斯坦布尔神秘画卷中最重要的一章。在这里,齐切克帕塞基餐厅接待过盛装打扮的苏丹和富商,佩拉宫酒店东方酒吧有阿加莎·克里斯蒂留恋的异域风情夜晚,杜乃尔隧道见证了有轨电车揭幕式上的公羊献祭,清真寺的宣礼声和舞厅里的爵士乐沿轨道并行,电车在古希腊式建筑之间蜿蜒穿行,途经几座犹太教堂和领事馆,通往塔克西姆广场——除了广为人知的独立运动和近代妇女游行,这里还留下了一战时空袭的创伤,也因宗教纠纷发生过数次特务谋杀事件。
我从饰有巴洛克雕花的长廊下穿行,酒吧里挤满了及时行乐的男男女女,卖黑胶唱片的小贩倚着墙,懒洋洋地抽着水烟,一个红发男孩蹲在苹果手机店门前读旅行指南,他的眼镜像啤酒瓶底一样厚。两个巡逻警察见我吃力地拖着行李,凑上前问:“需要帮助吗?”
这个夜晚像是侦探小说的开头。
2
第二天,我睡醒后已接近正午时分。在一家面包店沿街的小方桌边坐下,红茶的清香勾起了食欲,我开始享用一只暖烘烘的苹果肉桂面包。
面包店正对面即是萨库尔库玛(Çukurcuma),这条街道上坐落着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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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小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