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土耳其

伊兹密尔的阿桑索尔

1

在伊斯坦布尔，半夜堵车可不是什么新鲜事。

去年9月的某个凌晨，我走出阿塔图尔克机场，试图赶上最后一班机场巴士。

“没车了，一点半就停开了。”几个浓眉大眼、肚腩凸显的出租车司机围着我，准备听我报出某个耳熟的地名。

“塔克西姆？”

还没等我点头确认，一只毛茸茸的手就伸过来，拉住了我的行李箱。随后，我钻进了一辆六人座私家黑车。

“最近城里都没生意了，你是我今天的第一个客人。”出了机场，司机打破沉默，用不熟练的英语说道。

这并不让人意外。2018年8月1日起，土耳其里拉暴跌的消息就霸占了国际新闻热搜榜的头条；当年年初开始，土耳其和美国的外交关系持续恶化，土耳其以“与恐怖组织有牵连”为由，拒绝释放美籍牧师布伦森。美国政府对此忍无可忍，宣布对土耳其实施制裁，从此里拉汇率一落千丈。

“你放心，我不是坏人，土耳其只有好人。”司机见我没说话，扭头补充了一句。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司机踩足油门，在差点撞上一辆夜班大巴之后，潜进伊斯坦布尔的主城区，堵在了一列车队后面。

我坐直身体，揉了揉惺忪睡眼。清真寺门外坐着三四个上了年纪的男人，他们银白的头发在路灯下闪闪发光，三四对刚走出夜店的情侣在烧烤摊边打闹嬉笑。不远处，一个穿着玫红吊带的女孩站在路边兀自唱着一支西班牙流行歌，她身后那面墙上，爱因斯坦正冲我做鬼脸。

“过去五百年，君士坦丁堡及其雄踞的狭长海峡给世界惹了许多麻烦。人们在这里抛头颅，洒热血，遭受了全世界最多的痛苦……我们发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场大会战，欧洲在最后一道防线上前赴后继争抢的仍是君士坦丁堡。”英国作家雷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在《君士坦丁堡的未来》中这样说道。

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败于协约国之手，逐渐走向衰落。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定都安卡拉。不过，伊斯坦布尔并没有因迁都而丧失了自身魅力，它对西方敞开心扉，在此后的百年时间里，仍然稳坐“东方巴黎”的位置，吸引了大量欧洲侨民。

司机把我放在独立大街的入口。

当贝伊奥卢熄灯沉睡，唯有独立大街彻夜不眠，这条长达三公里的步行街不仅是繁华和荣耀的象征，也是伊斯坦布尔神秘画卷中最重要的一章。在这里，齐切克帕塞基餐厅接待过盛装打扮的苏丹和富商，佩拉宫酒店东方酒吧有阿加莎·克里斯蒂留恋的异域风情夜晚，杜乃尔隧道见证了有轨电车揭幕式上的公羊献祭，清真寺的宣礼声和舞厅里的爵士乐沿轨道并行，电车在古希腊式建筑之间蜿蜒穿行，途经几座犹太教堂和领事馆，通往塔克西姆广场——除了广为人知的独立运动和近代妇女游行，这里还留下了一战时空袭的创伤，也因宗教纠纷发生过数次特务谋杀事件。

我从饰有巴洛克雕花的长廊下穿行，酒吧里挤满了及时行乐的男男女女，卖黑胶唱片的小贩倚着墙，懒洋洋地抽着水烟，一个红发男孩蹲在苹果手机店门前读旅行指南，他的眼镜像啤酒瓶底一样厚。两个巡逻警察见我吃力地拖着行李，凑上前问：“需要帮助吗？”

这个夜晚像是侦探小说的开头。

2

第二天，我睡醒后已接近正午时分。在一家面包店沿街的小方桌边坐下，红茶的清香勾起了食欲，我开始享用一只暖烘烘的苹果肉桂面包。

面包店正对面即是萨库尔库玛（Çukurcuma），这条街道上坐落着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