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子规夜半犹啼血

他至今仍是这座校园里最有声望的校长,被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所铭记。

《南方周末》举办的“中国梦致敬盛典”,曾致敬过两位大学校长,第一位是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第二位是刘道玉。

致敬辞如下:

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刘道玉大力倡导自由开放校风,大刀阔斧改革高等教育,领风气之先;卸职之后,他矢志不渝探索理想教育,抨击教育积弊,呼唤创造性人才培养,言论振聋发聩。他是当代中国最值得记取的大学校长之一,也是最没有权力却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家。

有论者认为,改革是刘道玉的名片。

1981年8月22日,48岁的刘道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他是新中国成立后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中第一个担任大学校长的人,也是全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有关部门认为,任命48岁的刘道玉担任全国重点大学的校长,对打破高等学校论资排辈现象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合适的人赶上了合适的时代。

刘道玉,1933年11月生,湖北枣阳人,早年留学苏联,后返母校武汉大学,39岁被任命为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1977年,他出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为高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了重大作用。1979年,他辞去了教育部职务,执意回武汉大学任教,两年后出任校长。

1980年代,刘道玉带领下的武大是中国高校的一面旗帜:第一个在全国推出了学分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插班生制、自由转专业制、导师制、学术假制和贷学金制……这些当年的创新之举业已成为现在中国高校普遍实行的基本制度。武汉大学一时间被誉为“教育改革的深圳”,刘道玉被称为“武大蔡元培”。

除了教学制度的改革,他还给高校带来一种全新的校园文化。珞珈山成为青年人最为向往的清新之地:可以谈恋爱、可以跳交谊舞、可以穿牛仔裤,还有超过400个学生社团可以参与,还可以随时见校长。“追求自由可能是武汉大学的一个特点。”武汉大学“四大名嘴”之一、哲学系教授赵林说,“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是刘校长当校长的时候培育、营造出来的一种氛围,一直到今天还是能看到他的一些影响。”电影《女大学生宿舍》中的校长路石就是以刘道玉为原型。

“我这个人最喜欢一个字,那就是‘变’。有这个字,就有了创新的最大驱动力。”因为刘道玉的求变,成就了武汉大学一度的辉煌;可也正因为他“说话不留余地,办事不留后路”,注定了辉煌难以持久。

1988年的3月6日,刘道玉被上级以“换届”为由突然免去一切职务。有人认为是他的改革过于激进,也有人认为是他性格太硬,在政治上“过于单纯”。刘道玉不以为意,“我本不想做官,也就不怕丢官”。他不缺走到体制内更高位置的机会,但这些机会全被他“赖”掉了。

他极喜欢李白在《与韩荆州书》中的两句:“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1988年去职后,他又先后婉拒了去暨南大学、厦门大学、华侨大学、海南大学任职的机会。他说:“我就是死守珞珈山,我的历史在珞珈山……这是气节问题。”

1994年,刘道玉与武汉一家民营公司合作,创办了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他出任校长。这所新型中学是他教育改革的“乌托邦”。为了呵护这块试验田,他把募得的15万元全交给学校,赠送了800本个人藏书,亲自给初一学生上课,课程是自创的“创造思维方法”。其间,他出版了“创造教育三部曲”:《创造思维方法大纲》《创造教育概论——谈知识、智力、创造力》和《创业与人生设计》,这些都是他在武汉大学10年教育改革的理论总结。

无奈天公不作美。2000年,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因资金问题宣告破产。如今谈及,刘道玉仍心存悲戚。

没有实践的舞台,他就写文章,从理论上研究教育改革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个人见解。近20年,出版了18本著作,发表文章300多篇,写了两本未出版的书稿。2011年,由于中风后遗症,右手无法写字,他以78岁的高龄开始练习用左手书写,平均每年记两厚本读书笔记,写15篇文章。

他曾出版过一本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后修订改名为《拓荒与呐喊》。他如此自评:在任就是一头“拓荒牛”,埋头耕耘开拓;被免职以后,昼夜地啼叫呐喊,期盼唤回教育改革的春天,变成一只“杜鹃鸟”;只是多年下来,现实常难变化,他又变为了“啄木鸟”,不能从宏观上改变中国教育的现状,就力求微观上寻找教育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有《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上百家网站转载。

刘道玉著《拓荒与呐喊:一个大学校长的教改历程》(世界知识出版社)资料图片

2009年,正在筹办南方科技大学的朱清时到武汉拜访刘道玉,两人聊了三个半小时。刘道玉建议他办一所私立大学,而非公办大学。9年后,西湖大学成立,这是一所“私立大学”。西湖大学创建者中,钱颖一与刘道玉多有书信往来。

2011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刘道玉写了一篇致清华大学的公开信——《大学需要有反思精神》,提出要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对学校办学的得失、大学精神进行“严肃的反思”,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2012年,刘道玉基金会在北京召开“《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刘道玉在给与会者的邀请信中写道,“余年近八旬,且右耳失聪,右手已不能书写,基本上是一个残疾的老年人。但我不甘寂寞,心中教育改革的炽热之焰未灭,追求理想大学的情结仍没有消失。于是,准备积个人三十多年的经验、教训、学习心得和未来大学数育的期盼,着手撰写《理想大学》一书。”

伏案三年,五易其稿。2015年元旦前夕,他终于写完了《理想大学》。“这一生的收官之作”写完后,他封存在抽屉里,任何人不能阅读,他留下遗嘱,过世后方能付梓。他十多前就写好了遗嘱,过世之后不发讣告、不搞遗体告别仪式,将一切有用的器官捐给青少年,遗体交给医学院做解剖和研究之用。他说做了一辈子教育工作,也要“按照一个教育工作者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来处理自己的后事”。

武汉大学里没有刘道玉的任何题字,也没有任何一座建筑、任何一条道路冠上他的名字。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校长的名册里都没有他的名字,校报也不刊登他的文章。

饶是如此,他至今仍是这座校园里最有声望的校长,被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所铭记。

(作者为前媒体人,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来源:《289艺术风尚》)

网络编辑:柔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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