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徐童 没有乐趣，人就不活了么？

图 / 本刊记者 姜晓明

这位60后导演把镜头对准生活在城市边缘的“游民”，也用浓墨呈现出一个鲜活、生猛的“底层江湖”

纪录片《赤脚医生》片花

在上海一家不起眼的书店兼咖啡馆里，一场小范围的内部放映活动正在进行中。一楼早已满席，楼梯上、阁楼层，挤挤挨挨坐着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影迷。

当天放映的，是纪录片导演徐童的两部新作——《赤脚医生》和《两把铁锹》。

片尾曲结束，徐童走上台前。他戴着一顶牛仔帽，看上去放松、健谈，讲起对摄影器材的摸索、拍摄技巧、剪辑手法、配乐心得滔滔不绝，恨不得一口气把毕生经验都倾囊而出。“想让年轻人们少走一些弯路。”他自个打趣说，“年纪大了，一开心就爱唠叨。”

十年里，这位60后导演把镜头对准生活在城市边缘的“游民”——按摩女、小偷、算命术士、流浪艺人、乞丐、孤独老人这些野草般的存在——也用浓墨呈现出一个鲜活、生猛的“底层江湖”。

他拍摄的“游民”系列——《麦收》《算命》《老唐头》《四哥》《挖眼睛》，摘得过国内外电影节多个纪实类奖项。有“中国第一编剧”美誉的芦苇也是他的粉丝，称赞他的作品“具有史诗风格”。

十年的纪录片生涯，在这条北方糙汉身上留下了斑驳的风霜。如同《麦收》里耕耘的农夫，他如今也在等待麦子黄了的季节。

“赤脚医生菩萨心”

纪录片《赤脚医生》是徐童第一部镜头不对准底层游民的作品。

片中主角孙立哲曾是中国最有名的医生，“知青偶像”，在特殊的年代一度被推向暴风眼的中央。

1951生的孙立哲来自北京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他父亲是清华大学教授。1968年，17岁的孙立哲投身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大潮。

在延川县关家庄插队时，他吃惊于当地缺医少药的现状，于是跟好友史铁生学医，开始为老乡们行医看病。在土窑洞里，这个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的北京知青进行了三千台手术，奇迹般无一失手，成了当地百姓心目中的“活菩萨”。

他的事迹被层层上报，后和邢燕子等五人被定为知识青年“扎根农村”的典型，并成为当时“赤脚医生”路线所树立的一面旗帜,一时“红得发紫”。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孙立哲被审查，后又被平反、释放。不久，他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官派留学生，辗转定居于美国。

纪录片一开头，就是孙立哲回国、回陕北“探亲”的场景。听闻他回来的消息，延川县老百姓从四面八方赶来，迎接这位三十年前的“救命大恩人”，隆重得如同庆祝当地庙会。他们扭起了大秧歌，敲起腰鼓，吹着唢呐，用陕北的信天游颂扬这位“菩萨医生”当年治病救人的事迹。

镜头跟随着孙立哲坐火车、回乡、走访故人的脚步，采访了他青少年时的同学、朋友，一同在陕北插队的知青伙伴，被他从“生死线”上抢救过来的延川老乡们，短暂交往又一同被审查的昔日女友，以及当年响应国家政策、带头做结扎手术的村干部。

在墨西哥题材电影配曲《弗里达》的激烈变奏声中，孙立哲回乡探亲之行、片中人物的口述回忆、历史资料片还原，三四条时间线交错并进，再现了一个“知青偶像”的青春生命史——他的青春萌动，他的“菩萨心肠”，给老乡们治病、做手术时发生的各种幽默的段子，如何被卷入政治、被利用又被吞没……

在激烈的戏剧冲突和华丽的音乐动效中，《赤脚医生》呈现出一幅历史的复杂面相，充满着各种吊诡、巧合、反转，以及阴差阳错、啼笑皆非的故事：

人道主义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年代里的“错位”；青年男女之间谈情说爱如何上纲上线为“政治问题”；对“赤脚医生”制度的反思、对“一刀切”式政策执行的批判……

相比过往的“游民”小叙事，徐童承认《赤脚医生》是他一个更有企图心的作品。他有一种特别的迫切感——要用纪录片把这段历史记录、保存下来。

“我希望，通过这个片子，让人们特别是年轻人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人们所面临的种种问题。”

回关家庄探亲时，孙立哲无论走到哪里，都被老乡们里三层外三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