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开记账，到月底伯伯只剩两毛六分钱”

1952年，周恩来、邓颖超与周秉德三姐弟在颐和园。 （受访者供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4月25日《南方周末》）

周秉德家客厅醒目的位置，挂着著名的《沉思中的周恩来》。1980年代，这张照片的发行量就超过了9000万张。周恩来生前并没有看到它，照片由意大利摄影记者焦尔乔·洛迪拍摄，在意大利公开发表，并由使馆工作人员带回中国。

1949年，12岁的周秉德进入中南海，跟伯伯周恩来、伯母（注：亦称呼为“七妈”）邓颖超生活，直到1964年结婚离开。她此后也是伯伯家的常客。从少女时代起，细心、温和、开朗的姑娘就是伯父伯母和父母之间的桥梁。1957年，秉德写信给父亲，讲起和伯伯度过的有趣的周末：

星期天，我和维世姐姐（注：周恩来养女孙维世）都来看他了。他谈到在重庆时，与老朋友去吃饭馆。到一家小饭馆，楼上只有三桌，正好闲一桌。他们占用了。别桌人们都去看他，与他握手，他说：我和他们都握手了，都满足了，我又告诉他们请他们不要下去嚷，惹得很多人来，结果他们也都不嚷出去。我们说：你在北京就不行了，人这么多！他一听，立刻说：为什么不行？今天我就可以请你们到外边去吃午饭。

那天中午，周恩来先带着孙维世和周秉德去东单的“康乐”，满座。周恩来想起东华门的“萃华楼”，1946年“三人小组”谈判（指1946年周恩来代表中共、张治中代表国民党、马歇尔代表美国组成的三人小组，对停止军事冲突进行的谈判）时，他与马歇尔等人在那里吃过饭。萃华楼有座，五个人要了米饭、馒头、五菜一汤，花了十元二角。回程路上，周恩来兴致不减：“陪你们玩了三个钟头！”

与伯伯、伯母谈话后，周秉德都会把重要内容追记下来，重要家庭会议则在现场记录。周恩来去世次年，中共党史专家胡华对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注：字同宇，周秉德的父亲）的一份采访记录，邓颖超赠给周秉德母亲王士琴的照片，妯娌间的便条，都被细心保留。凡此种种，让周秉德新书《我的伯父伯母周恩来邓颖超》充满大历史中看不到的细节：

1964年，周恩来夫妇连续两个周末召集周家在京三代十几口人，开家庭会议。邓颖超做开场白：我们这个家有各种关系——父子、母女、婆媳、兄弟姐妹，还有党团员，党团员与非党团员的关系，大家都是新中国的主人，应该建立起平等、民主、和睦、团结的关系。兄弟之间、父子之间的认识，会有矛盾，但都是人民内部矛盾，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邓颖超讲完就到了午饭时间，妇女、孩子们跟她一起到厨房端菜端饭，不到半小时吃完，大家又在客厅坐定。周恩来双臂抱在胸前，一边踱步一边历数家史：周家的“封建根子”在绍兴，祖父中过前清功名，父辈都拜过绍兴师爷，父亲老七老实，不会扒钱，家里就破落了，以至于母亲过世后无法满足外祖母家厚殓的要求，棺椁厝在庙里几十年。

周恩来九岁时，生母和嗣母相继过世。10岁到12岁，他当家两年：借钱、典当、应付讨债的人，按照大家庭的规矩迎来送往，从小深深感受世态炎凉。他12岁被伯父接出去读书，先在东北，后到天津，“五四”时对家庭有了认识，知道旧家庭没法奋斗出来，但对父辈充满同情。

讲过家史，周恩来着意说：“我们是旧家庭、旧观念……我现在就要带领你们投降无产阶级。”

1972年5月，周恩来确诊“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十个月后，他把病情告诉叶剑英等人。叶剑英找机会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并出示装血尿的瓶子。“伯伯一直正常工作，十个月后病情更加严重，才向组织上报告，第一次获对症治疗。”周秉德说。到1975年底，周恩来手术13次，每次都亲自向中央打报告。获批后，他先交代工作，做好不能走出手术室的准备。

“什么叫大公无私，这就是一个典型。他没有任何个人追求，他看重的是是志同道合和内涵美。职务、地位、权力，他都可以不要求，只要国家能够强盛起来。” 周秉德又向南方周末记者谈起周恩来少年时的志向，“那时候国家破烂不堪，谁敢想腾飞于世界？”

4月23日世界读书日，由中宣部出版局、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中央电视台发布的“2018中国好书”评选榜单揭晓，《我的伯父伯母周恩来邓颖超》入选。南方周末记者对周秉德进行了采访。

1951年5月，在连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