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宇:把文学还给文学,也许收获能更多

班宇以写作无限逼近的所在,是俗世,是卑微者的心,是真情或假意的往来,是希望与绝望之间的困顿,是人生的热烈、寒凉、沉重、轻盈、滑稽、苦涩熔于一炉之后的蓬勃世界,是试着和自己说话的温柔声音。出版于二〇一八年度的小说集《冬泳》,细节生猛,语言迅疾,在地方性的声口里,反讽仿佛幽默的变种,亮光潜藏成痛苦的底色,在生活巨大的轰鸣声中小心翼翼表达的悲悯,是一种存在的寂静。繁花似锦又惨淡无比,活力四射又奄奄一息,时代的悖论成就了一个小说家的犀利,也守护了那些渺小人群的命运。

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年度最具潜力新人

班宇

1986年生,沈阳人,小说作品见于《收获》《当代》《十月》《上海文学》《作家》《山花》《小说界》等刊。小说《逍遥游》入选“2018收获文学排行榜”,并获短篇小说类榜首。有小说集《冬泳》出版。

「授奖辞」

班宇以写作无限逼近的所在,是俗世,是卑微者的心,是真情或假意的往来,是希望与绝望之间的困顿,是人生的热烈、寒凉、沉重、轻盈、滑稽、苦涩熔于一炉之后的蓬勃世界,是试着和自己说话的温柔声音。出版于二〇一八年度的小说集《冬泳》,细节生猛,语言迅疾,在地方性的声口里,反讽仿佛幽默的变种,亮光潜藏成痛苦的底色,在生活巨大的轰鸣声中小心翼翼表达的悲悯,是一种存在的寂静。繁花似锦又惨淡无比,活力四射又奄奄一息,时代的悖论成就了一个小说家的犀利,也守护了那些渺小人群的命运。

「获奖感言」

对于写作这一领域来说,我也许算不上新人,我的第一篇文章正式发表于十二年前,大概五千字,在一本音乐杂志上,写的是一支美国的朋克乐队,当时痴迷于音乐,每天听十几个小时,无法自拔,写作时,亦有音符相伴,内心常怀壮烈与激荡,有许多情绪想要诉说。随后这种感情逐渐式微,被主题与现实不断砍削,所剩无几,我很怀念最初的那段时光。

直至2016年,我开始写小说,重又将此拾回。在写作过程里,我逐渐确认,经历过的许多时刻,也许是为了落笔的那一瞬间而存在,这种感觉十分美妙。美妙过后,也有愧疚,常在深夜里,质问自己,该如何去面对那些陷落于空白之处的人与事物。怎么回答都不完整,像在躲闪,唯有继续依靠写作,不断去校正,尽管始终无法命中靶心。

奖项也是一次校正的坐标,或者说一阵清脆的铃声,催促着我,休息时间已经结束,是时候端正姿势,坐回到课堂里。然而这次却没有老师与同学,空空荡荡的教室内,只剩下我一个人,与弥漫在午后光线里的灰尘进行搏击。它们是无数的影子,也可以凝为一面镜子,我在其中寻找历史与人的踪迹,错综复杂,但又无比迷恋。写小说也是寻找的一部分,更像是在跟自己对话,试着去反抗或者说服,在一个声音越来越稀少的世界里。

在我的小说里,故事多发生在北方,有贫乏与黯淡,也有怯懦与谦卑,但无一例外,星星照耀着这里所有的人。乔治·西尔泰什有一句诗,他说:我乘坐的列车长如黑夜,长如记忆。那么我想,我的这些小说,或许可以认为是其中一节车厢,满载着哀愁而坚忍的过客,映在星光之下,轰鸣着向前驶去。

获得“最具潜力新人奖”,与诸多优秀的前辈共同站在台上,对我而言,更多是一种鞭策与激励,我将力争不去辜负。所谓新旧,也许是时间上的概念。而在文学上,对我自己来讲,更愿意认为,每完成一篇小说,都要重新站到起跑线上,面对一个新的空白页,心怀无限憧憬,想着应该如何开启下一段旅程,人与作品有时就是这样相遇的。我愿意成为这样一个永远的新人,为下一次的冲刺做足热身。

南都:你是如何开始写小说的?

班宇:2016年之前,我基本是在媒体发表音乐评论,从初中时代开始,对国内非主流音乐有了一点关注,迷恋其姿态与内涵(今天也许要说,我当时所迷恋的,一部分实则出于美好的想象),受其鼓舞,所以后来开始逐渐试着用文字去梳理这些情感与背后的社会意义。

我一直写了大概十年,后来有些疲惫,我觉得透过当代流行音乐文化,已经没办法很好地涵盖我想探讨的命题,所以就换一种体裁,开始写小说。最初是参加豆瓣阅读的征文大赛,写了一组小说,即小说集里的《工人村》,获得当年的首奖。第二年的颁奖典礼上,我跟大家说,这个小说本来是想写成《俗世奇人》或者《米格尔街》,后来发现达不到那种举重若轻的程度,就放弃了,任其自由生长。

后来想想,也不完全是这样,我写完这几篇后,回顾了一下我们的社会进程和文学史,发现每座城市、每个区域,几乎都有一条“米格尔街”、奇人奇观层出不穷,谁都能讲几个这样的故事,年轻的奈保尔成为街道居民委员会标配,于是就有点沮丧,因为我觉得我写的这几篇,家长里短,也算不上出奇,所以我想,如果再写下去的话,得脱离类型的束缚,试试能不能写点别的东西。然后就一路写了下去,开始在文学期刊上渐渐发表。

南都:在短篇小说集《冬泳》里,有《盘锦豹子》的孙旭庭、《空中道路》的李承杰、《冬泳》的“我”……你的小说似乎总是聚焦工厂工人,为什么?所书写的工人阶层背后有怎样的核心命题?

班宇:原因也许是,我对工人这一群体非常熟悉,这些形象出自我的父辈,或者他们的朋友。他们的部分青春与改革开放进程关系密切,所以其命运或许可以成为时代的一种注脚。以及,我对工厂天然有些好感,在我看来,那些巨型机械设备有着无与伦比的悲壮与美,它们的锈迹也像是另一种伤痕,为时间与人所不断刻写。但与此同时,我也觉得这个样本不太丰富,所以也有一些其他写法和主题的尝试。工人阶层也谈不上,坦白说,在我的小说里,虚构成分居多,并非是要借此控诉或者发泄,相比社会命题,我其实更愿意对小说本质进行一些探寻,包括语言与叙述技巧等等,把文学还给文学,也许收获能更多一些。

我不认为小说仅具备还原现实的功能,如伊格尔顿所说:将“逼真”作为衡量文学价值的手段,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莎士比亚的考狄利亚、弥尔顿的撒旦,以及狄更斯的费根之所以如此令人着迷,恰恰是因为我们在沃尔玛见不到这样的人。

南都:为什么要将目光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个时代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班宇:对我而言,对当下事物总是缺乏把握,觉得过于纷乱,无从应对,更没办法去讲清楚,人在其中,很多感受极其微妙。但对于过去的时代,仿佛总归可以有一点可怜的发言权,那么就试着去讲几句,用以清理自我的秩序,成为登楼去梯的孤军。那个年代对我来说,更近乎于一种诉说的介质、一种镜像,而非实际存在,或者说,我是在假托于此,进行一种更为自我的表述。

南都:小说中你大量使用东北方言,为文本赋予了地域标志性。为什么选择用方言写作?

班宇:方言我认为也许具有一种消解功能。它所对抗的是汉语内嵌的庄重与悲壮之感,使之不再具有忏悔功能,辅之以变形的声调,进而形成一种提喻;更简单来说,这些方言的背后既有地域的历史,也有人与思想的迁移与结合,是一种颇为复杂的装置,在大语境之下,可以展现出另一种面貌。地域这个标签,我个人觉得没那么重要,文学如同晶体,有着许多面向,地域仅是其中一种。作家与其作品的关系复杂,在东北也可以不去描述东北,转而以更先锋或者更委婉的形式去探讨其他命题。故事每天在任何地方上演,东北的故事也没有那么独特,很多时候,它也可以发生在西北或者南方,好的小说里探讨命题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不太会为地域所限制。

南都:接下来你会在小说上做哪些探索?在写作技巧方面,你觉得自己还有什么可以精进和进步的地方?

班宇:我在写作东北题材相关作品的同时,其实也有一些不同的尝试,主要是在写法方面,或许更复杂一些,与现代主义作品更为相似。这样的写作,虽然谈不上新颖,但对我来说,也很享受,会让自己思考得更多一些。所以在接下来的一些作品里,也许会更偏先锋一点。我觉得先锋写作是一道必经的功课,如果不经由这条道路,我们也许难以确定自我的写作坐标。在写作技巧方面,我觉得每个作者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我不太会将这一部分作为研习的重点,但我觉得为每个文本找到妥当的叙述方式是一项重要工程,不可或缺。

南都:有你心目中最想写出来的理想小说吗?

班宇:托马斯·曼的《魔山》,三岛由纪夫的《丰饶之海》,这是我心中小说的两座高峰,我觉得我迄今尚未触及一分一毫。

南都:在以小说家出道并获得关注之后,你的生活有了哪些变化?对身为小说家的未来道路,你有何期许和愿景?

班宇:参与的各类活动多了一些,认识了不少作者朋友,在此之前,我在文学方面跟人聊得很少,基本上是自己阅读,也过得不错。生活上来讲,变化其实不大,基本还维持着之前的状态。写作方面,我对自己的要求不高,尽量写出几篇还能看的小说,如果不行,或者说在未来的某一天,丧失了表述的冲动,也许就暂停一段时间,人不止写作这一条道路可以去完成自我。我很警惕写作沦为一种空转的状态。

南都:会有全职写作的想法吗?

班宇:写作这个词语,对我来说,更像是一种状态,或者属性,与社会身份关系不大,谈不上是否全职。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写作者永远都会是一位写作者,这是为数不多的濒于永恒的事物之一。

网络编辑:小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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