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说 | 我早已经死了 ——回忆伊爱莲

我的老朋友伊爱莲(Irene Eber,1929-2019)死了,她90岁,去另外一个世界了,去和失散七十多年的家人见面。

责任编辑:朱又可

最近一些年来,我的朋友们一个个离开,甚至来不及见面和告别。 (视觉中国/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5月30日《南方周末》)

我的老朋友伊爱莲(Irene Eber,1929-2019)死了,她90岁,去另外一个世界了,去和失散七十多年的家人见面。这两天我没办法吃饭、睡觉,整整两天,我默默流泪。按照中国的说法,她九十岁,耄耋之年,平平安安、祥和睡去,这是喜丧。可是,无论如何,我还是充满了忧伤,不仅为她的离去,也是发现我自己老了。

最近一些年来,我的朋友们一个个离开,甚至来不及见面和告别。马汉茂(Helmut Martin,1940-1999),他也是汉学家,在我的母校波鸿鲁尔大学任教,卫礼贤翻译中心就是他创办的。但当他发现他在德国也许不是最优秀的,进而对下一步的研究方向举棋不定,他开始忧郁,他努力想成为最好的。他的妻子很担心他,送他去看医生。作为学者,马汉茂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他没什么病,如果有的话,那也是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想努力成为number one。有一个说法,the best or nothing!就比如,你们都知道世界第一高峰是珠穆朗玛峰,很少有人知道世界第二高峰是哪个。感觉尊严受辱的马汉茂跳楼了,我吃了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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