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总想在屋顶上溜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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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子弹飞》公映时，有专业影评人质疑：主角张牧之为了激发民众，让他们敢怒敢反，就杀死了黄四郎的替身，那是个无辜的人啊。姜文回答：“张牧之不是个楷模，也不是一个神，他恰恰要做这一笔才完整，否则他就不是张牧之。哈姆雷特也杀了一个不该杀的人，那人在偷听。张牧之不该是完美的，那是毒害孩子们，电影还是该尊重历史的。”

姜文一直在美化这个世界，但他从来懒得美化一个具体的人，哪怕是他亲生的作品，哪怕是他亲饰的角色。

马小军以为自己可以为蜜（Miss）行凶，在莫斯科餐厅一次次出刀，可是情敌刘忆苦身上没有伤口，一切是小军的臆想。

马走日两次暴打王天王，找死之后遇见生路，眼看着生路还是再次找死，他也不是要除尽人间伪善与狰狞，鲁迅都没有这种凌云志呢。走日兄只是看不过去，他对过于操蛋的事情有点过敏，就像另外有人对猫毛过敏，对花粉过敏。

最后回到故都北平，姜文演了一个爱办大事爱下大棋的蓝青峰。有些观众觉得这盘大棋怎么被下得这么洒汤漏水，这什么邪不压正，简直就千疮百孔。其实，姜文早看教科书上许多大人物不耐烦，觉得自己也没必要像《扒马褂》一样兢兢业业自告奋勇给人家圆谎，他就要让大家看看我国历史上多少自以为滴水不漏的大事，其实从一开始就漏得滴水不剩。

从22岁出演《末代皇后》里的溥仪那会儿，姜文对自己饰演的历史人物，就有一份清醒认知。那是1985年。

28岁主演《大太监李莲英》，33岁出演《秦颂》的嬴政，34岁出演《宋家皇朝》的宋查理，46岁出演《建国大业》的毛人凤，48岁出演《关云长》的曹操，这是关于姜文创作履历的一种相对冷门的罗列，这里可以看出他与角色保持的距离，他对历史的审视或是偶尔的身不由己。

他对这个世界可没想保留这么多的距离，他很有热忱来美化这个世界，但必须以他自己的方式，必须以他自己能主控一切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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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热爱剪辑台，他确信没有剪辑技术就会出卖演员的很多东西，电影也必然松散：“剪辑这活挺苦，我经常看到全跑了，就剩我和操机员在那儿。我从小就好玩魔方，这对我是一个兴趣培养。”“我现在一进了剪辑室，先喝几杯普洱茶，让自己气定神闲下来，再带着一种观赏和恶作剧的心态去剪这个片子，搞恶作剧你得有心情吧？”

恶作剧是姜文每部电影的起点。马小军送别父亲出征的时候忍不住吹哨，马大三为了当父亲跟鱼儿在床上努力的时候非要点着油灯看看，张牧之拿着个闹钟来拷问水里泡着的老汤……

“现实中我们过日子，但未必情愿，所以才有了艺术。就算生活是糟糠，电影也不能是糟糠。”恶作剧来自一个始终不情愿接受现实的人，来自一个不肯陷身糟糠的人。姜文记得有位老先生说过——您就算折腰，也未必能得到那五斗米。

你不接受现实，现实也就心平气和地不接受你了。现实本人未必露面，他会委托各种人出面。

比如他会委托一个后来改名叫卓伟的记者，把姜文为了创作《鬼子来了》而去靖国神社考察的事情，形容为“不能因为要演罪犯就尝试着去杀人放火、不能因为要塑造吸毒者就真的染指白粉吧？”后来，阴差阳错，一刀刘、二脖子、马大三、四表姐夫、五舅姥爷、六旺、疯七爷、八婶子的故事真的就变得遥不可及了，虽然那是一个让所有彩色都显得虚假的黑白故事。

《邪不压正》拍摄现场，彭于晏饰演的特工李天然在北平的屋顶上飞奔。动图来源：大疆影像系统

看《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会想到春去花犹发，阴浓雨未休。看《太阳照常升起》，我们会想到绿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看《让子弹飞》，我们会想到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看《一步之遥》，我们会想起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看《邪不压正》，我们会想到不信有天常似醉，最怜无地可埋愁。但是，《鬼子来了》，纵然有缘一瞥，我们会想到什么？也许是苏东坡的“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

《诗经·王风·黍离》里有一句挺伤心：“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而姜文有句话，也许能安慰古人：“被误解的人一点也不吃亏，误解别人的人，是他丧失了机会。”

在窦文涛的《圆桌派》，提到不认可《邪不压正》的观众，姜文也说了一句，不过说得挺贫：“我以为我做的也是他的梦呢。”

这不是摩羯座的一厢情愿，而是一个总想在屋顶上溜达的少年的困惑。

记得开《邪不压正》策划会的时候，他对一个问题很感兴趣：那些飞檐走壁的高手，走到没檐没壁的地方怎么办？

眼瞅对面那房，还有几十米呢。

有树当然好，有牌坊当然好，有电线杆子，那真谢谢了。

要是都没有呢？

总不能出溜到地上，尘土里蔫头耷脑一溜小跑，再垫步拧腰上房，继续气定神闲？

这是从不飞檐走壁的北平城麻瓜不会惦记的事情，却是一个已经上房踩瓦的少年一生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