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后，我们还需要杜威吗？

约翰·杜威（JohnDewey，1859-1952），20世纪初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 （新京报网/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6月27日《南方周末》）

北京开放大学校长褚宏启研究杜威，就是在研究杜威的三句话：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改造。“这三句话，是杜威教育思想最本质的东西，是核心与灵魂。”

“杜威是反对传统教育的，传统教育的特点就是以社会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和书本为中心，简单来说就是脱离儿童的生活，把孩子当成小大人。”

“在当时，杜威的理念是非常新颖的，那现在是不是呢？现在如果言必称杜威，可能也有点‘过’了。”

“用杜威的标准来看现阶段的学校和教育，能打多少分？”2019年3月的一场会议上，主持人储朝晖环顾四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是中华教育改进社理事长。很快，储朝晖先亮出自己的答案：“我只给打40分。”

“我打80分。”北京开放大学校长褚宏启沉思片刻后表示，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不可能办和杜威的理想完全一致的学校。

2019年上半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已经举办了三场活动，都是为了纪念一位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其中于4月末举办的那一场“杜威与中国教育”论坛，汇集了全国一百五十余位杜威研究者，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首次以杜威为主题召开的专题学术会议。

杜威生于1859年，不仅是位教育家，也是位哲学家，被誉为美国早期实用主义三大代表之一，他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理论，影响至今。

整整一百年前，1919年4月30日，杜威受邀来到中国，用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在各地讲学。那时，中国现代教育刚刚起步，杜威的教育理念深刻影响了包括陶行知在内的一大批中国人。

作为杜威的中国弟子之一，胡适说过：“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这样大。”

但在一百年后，中国还需要杜威吗？2019年，当教育界人士以不同形式纪念这位“现代教育之父”时，这个问题不断被提出。

谁在研究？

在筹备杜威来华一百年系列活动的时候，不止一个人告诉储朝晖：“杜威先前在我的脑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