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破烂儿而来”——《高兴》背后的高兴
被西安城里人忽略的、歧视的拾荒者内部也分五等人
长篇小说《高兴》用了一个有争议的开头和结尾：主人公刘高兴背着一起进城打工病逝的五富尸体，想把他带回老家土葬，在火车站被警察发现，未能实现心愿，痛苦万分。
这和《南方周末》刊发的报道“湖南老汉千里背尸返乡”（《一个打工农民的死亡样本》，2005年1月13日头版，记者张立）的情节极为相似：湖南老汉李绍为背着老乡尸体，上火车、赶公交，计划辗转千里返乡，直到路过广州火车站时被警察发现。后来导演张杨把这篇报道变成了电影《叶落归根》，赵本山主演。
作家出版社的编辑张懿翎看了书稿，建议贾平凹修改开头和结尾。没有看过电影和本报报道的贾平凹找来报道一看，“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在电话里他回答张懿翎：“事情相似，但故事和细节都不相同，就不要作任何修改了。”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贾平凹还在纳闷，“怎么我虚构的故事在现实社会里发生了呢？《高兴》的构思是在《秦腔》之前，早于2005年，但我一直没把握好情绪，因此就先写了《秦腔》。”
不一样的刘高兴
《高兴》的主人公刘高兴，原名刘哈娃，商州清风镇人。这个小说人物原型是贾平凹在商州读中学时的同学刘书祯，幼时和贾平凹家住一个院子。现在领着一家人在西安城南靠拾破烂、卖煤球为生。
为了娶媳妇，刘哈娃把一个肾卖给了一位城里人。两间大瓦房盖起来了，他看中的女人却嫁给了别人。吹了3天箫以后，他离开老家商州，进了西安城打工，改名刘高兴。
刘高兴和五富在西安城南池头村找到了韩大宝，他是村里第一个到西安讨生活的。韩大宝在西安以捡破烂为生，经过努力钻营打拼，他已经成为负责城南某个区域的破烂王，坐在家里靠收取拾破烂人的行业费过日子。
经过韩大宝介绍，刘高兴和五富在村里最窄狭的巷子里租了房。他们住的房子一层已住了两户拾破烂的人家，刘高兴和五富住楼上用砖头搭的两间简易屋。他们租赁了两辆三轮架子车，其中一辆是没轮胎的，铁轱辘上裹着破胶皮。再到一个小摊上买了一斤东西称八两的假秤，就开始了工作。
刘高兴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农民。他加减乘除从不算错；曾经饿着肚子跑30里路去县城看一场戏；爱洗澡，衣服总是干干净净的；爱逛公园还会吹箫；生就的嘴角上翘，乐观、幽默爱开玩笑；他和城里人一样，把鸡爪叫凤爪，爱穿皮鞋，说西安话。他想出人头地成为西安人，有户口买楼房，讨个穿高跟尖头皮鞋的城里女人。
刘高兴每天收入不超过20元。他每天啃馍、盐腌萝卜丝儿，喝稀饭。吃完了和五富谈天说地，心情好的时候还爱吹吹箫。他救了一个被小汽车撞倒在地的小孩子，为拦截逃跑的司机自己顶在车头上，差点丢了性命。
五富给刘高兴介绍了对象：从农村来城里做保姆的翠花，高兴拒绝了；他爱上了兴隆街美容美发店里的孟夷纯，“高个，瘦瘦的平肩，一双长腿跳跃着走路，鼻梁上有些雀斑。”千辛万苦认识了孟夷纯，却没想到她是个妓女。
孟夷纯在现实生活里也有原型，小说里的故事也是真的。这个女子的原型在江阴，贾平凹的一个朋友采访过她，还给她拍过照片。她做妓女完全是不得已。22岁时，她和同县城关镇的李姓男子谈起了恋爱。但不久她发现男友性格暴烈，又酗酒赌博，无法相处。她决定同男友分手。男友不愿意，威胁要杀了她。为了摆脱男友的纠缠，她躲到了邻县的姨家去住了几个月。没想到等她回家以后，发现自己的哥哥已经被喝醉酒的男友用刀捅死。看着儿子惨死，她的父亲也不久病逝。
她的家乡是个穷县，公安局办案缺少经费，许多案子只要牵涉到外地，就只能把案子搁下来。不久，有人在包头发现了李姓男子。她求公安局去抓捕，公安局的回答是她如果能够掏办案警察的吃喝行住费用，他们可以去外地缉拿。
她在西安饭店里洗过碗、做过保姆，挣来的钱仅仅能维持生活费。为了替哥哥报仇，让公安局抓到逃跑的前男友，她到美容美发厅里做了妓女。她把靠身体挣到的钱一次次汇到公安局，几年里，县公安局的警察先后去了内蒙古、宁夏、甘肃、云南、山西，却始终没有抓到她的前男友。
小说里虚构了一段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爱情。刘高兴把每天拾破烂挣来的钱全部给了孟夷纯，却始终没有看到她大仇得报。他们彼此相爱，肉体却不能合一。为了救出卖淫被公安局抓获的孟夷纯，交5000元罚款，刘高兴和五富去了咸阳挖地基，不料五富因病身亡。为了一个承诺，刘高兴背着五富从咸阳到了西安，打算坐火车回商州土葬，被广场上执勤的警察发现。
隐形的垃圾社会学
贾平凹在《高兴》里对西安捡破烂这个行业的描写多是真实采访得来的。他在朋友方英文的陪同下，带着纸烟，深入到西安城郊的城乡边缘，靠朋友的引荐，认识了一个又一个拾破烂为生的乡党，记录下许多故事。
今天西安城里拾破烂的人大多来自贾平凹的家乡商州地区。说不清楚是谁最先来西安干这一行的，反正亲戚带亲戚，朋友带朋友。小说里的刘高兴和五富找到韩大宝，自然就以拾破烂为生。
据贾平凹考证，西安的外地民工很多，但职业上却有鲜明的分野：关中东府和西府的农民，经济条件较好，世面见得多，大多在一些大公司里打工；陕北的农民进城，靠身体吃饭，多从事盖楼、修路或保安工作；陕南的安康、汉中靠近南方，多从事饭馆、茶楼、洗脚等服务业工作；商州是陕南最贫困的地方，大多数农民都在西安送煤、拾破烂。
但城市人平常见的拾破烂这个行当，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做的。拾破烂者已经成为西安城里的一个阶层，从业者分散住在东西南北的城乡接合部，虽无严密组织却有成套行规，形成了各自的地盘和地盘上的五等人事。
“初来乍到是第五等，只能提着蛇皮袋子和一把铁钩，沿街翻垃圾桶，或者到郊外的垃圾场去扒拉……第四等就入道了，需要人介绍和安置，可以拉个架子车或蹬个三轮车走街过巷。遇见什么收买什么，一天能赚15元，运气好赚到20元。但转悠的区域是固定的，蝗虫不能吃过界。第三等能分包了一个居民小区，不辛苦跑街了，如果眼活嘴乖，谁家买了煤买了家具，能主动去帮人家扛上楼，人家的破烂交给你了，甚至还不要钱。”
第二等和第一等就相当于领导了。“第二等就耍大了，负责一个大区域，能安置第五等第四等人，第五等第四等人定期得进贡。又可承包一些大的城中村。城中村租住人口多，做各种生意的都有，只要每年给村长贿赂两万元，他就是这地盘上的破烂王了。第一等么，西安城里总共四人……这个行里都知道他们的姓，名字却是一样：大拿。大拿们西装革履，文质彬彬，按时来收取一级一级交纳的行业费时，态度十分和蔼可亲，可一旦谁不服从，未能交纳费用，那立即就被一些身份不明的人殴打和轰赶。当然，大拿们有大拿的责任，出了什么问题，如公安来检查，街上泼皮们来敲诈，只要层层报告上去，他们会给你摆平。”
小说里的韩大宝已经混到了“第二等”，靠第五等第四等第三等人定期进贡的份钱生活。韩大宝还在不停地奋斗着，希望当上“第一等人”。刚进城的刘高兴和五富分到的地盘是兴隆街，辖区为一条大街和大街东西各十道长巷。刘高兴负责北边的东西五条巷，五富负责南边的东西五条巷。他们每天在这块地盘上转悠，靠拾破烂和废品买卖过活。在他们眼睛里，兴隆街废品收购站老板瘦猴就代表了成功，是他们的成功样板。
欺负民工最凶的是民工
在长达一年的采访中，让贾平凹吃惊的是，这些进城的农民最恨的，不是城里人，而是和他们一样进城为了抢活挣钱不讲道理不择手段的农民工。“西安城里人眼里没有我们，但他们不特别欺负我们，欺负我们的都是和我们一样从乡下进城的人。”刘高兴说。
刘高兴有这样的收废品的经历：一个胖女人卖捆旧报纸给他：“破烂，你这秤准不准？”刘高兴不高兴了，放下旧报纸，拾破烂的怎么就成了破烂？拉起架子车就走；高兴到一个宾馆楼上收废旧煤气灶，必须穿过宾馆大厅。门卫嫌高兴脚脏不让他进门。最后高兴只好光脚过了宾馆大厅，坐电梯上15层收了废煤气灶。
另一次是在一个小区里，一个气质高雅的女人让他上门收报纸，却不让他跟着自己走，让他十分钟后再上门。等高兴上6楼，女人已经把报纸垒到过道里，不让他进门，不和他说话，收完钱就把门重重地关上了。一怒之下，高兴把口袋里的牙签全部戳进了门上的锁孔里。
小说里有段写到刘高兴、五富到郊外垃圾处理场里拾废品的场景，这是贾平凹的一个采访对象的亲身经历。“太阳还没有出来，他们就骑车到了北门郊外驾坡大垃圾场，垃圾场入口围满了人。汽车刚到门口，大家奋力向前挤动，最先爬上车的人和企图往上挤的人打成一团。鼻青脸肿的失败者被踢下了车，重新回到出口等待下一辆车的来临。胜利者也不敢大意，一部分人手拿木棒保卫胜利果实；另外一部分人埋头分类整理汽车刚倒出来的垃圾破烂，把水泥袋子、破塑料片、油漆桶、铁丝铁皮、塑料袋编织袋分门别类放好。”
最令人气愤的是各种各样的陷阱。小说里五富到鬼市收了一包铜管，刚付了钱到了巷口，另一个人一口咬定铜管是他偷的，是自己工厂的生产材料，要抓他去公安局。把他身上的钱掏个精光，把铜管也拿走了。第二天，五富在鬼街上发现，原来卖铜管和抓他的人是一伙的，正在一起说说笑笑呢。
另外一个案子轰动西安城南：一个在西安拾了十年垃圾的人被杀，死者的钱和银行卡被人劫走。很快，警察破了案，凶手原来是和他经常往来的一个拾破烂同乡。凶手在喝酒时知道他已经攒了12万块钱，因此起了杀人夺财之意。一次他们去银行自动取款机上取款时，杀他的那个同乡偷看了密码，就杀人取款跑了。警察根据银行的摄像，轻松地破了案。
进不了城市，也回不去农村
“我和你一样是瓷砖，命运把你贴到了灶台上，把我贴在厕所的便池里。”刘书祯对中学同学贾平凹说，“我们都是一样的人，一样的工作，怎么就有了城里人和乡下人，怎么过的日子差别那么大？”面对同乡的提问，贾平凹没有答案。
“我们是为破烂而来的，没有破烂就没有我们。”刘书祯说。虽然现在中央免除了农业税，小孩子读书不用交钱了，但商州老家山多地少人多，就连不多的地，现在因为修公路、铁路，也越来越少了，人均不到二分地。
为了生活，贾平凹老家的青壮年农民都进了城。刘书祯的儿子初中毕业后到了西安，在一家煤店里当送煤工。年底回村过年，赚的钱赌博，不肯交给父亲。刘书祯想着自己种了一年地，手里却总没有闲钱，干脆也和儿子到了西安当送煤工。后来，又拾起了破烂。“我们的收入是不多，可总比清风镇种地强吧。一亩地的粮食能卖几个十八元，而你一天赚得十七八元，你摊什么本了，而且十七八元是实落，是现款，有什么能比每日看着得来的现款心里实在呢？”这是出来的农民算的账。
对刘书祯来说，57岁的他总有一天会回到农村。“没来城里把乡里能恨死，到了城里才知道快乐在乡里么！”他人在城市，却像五富一样，经常在梦里回到自己家的麦田。“迎风摇曳的麦穗谁见了都会兴奋，一颗麦粒掉在地上不捡起来你就觉得可惜和心疼。”
而对于刘书祯在西安生活了十几年的儿子来说，西安就是他成长的地方。他们讨厌农村，老家的房子怎么那样破烂呀，村巷的路坑坑洼洼能绊人个跟斗，回家和村里人说话也说不到一块了。但他们绝大多数人不管怎么努力，又成不了西安人。少数人可以通过买房获得西安户口，改变自己的命运。而绝大多数农民工，挣的钱买不起越来越贵的房子。
贾平凹在小说里还写到一个叫杏胡的女人。这个和刘高兴一样乐观的女人，生命极其坚忍、顽强。这个人物的原型是贾平凹和同乡聊天时见到的。当时她一边在洗菜，一边骂身边抽烟的男人。
经过了解，贾平凹才知道，这个女人不容易。她以前的男人因肝癌去世了，留下两个孩子和一大笔债务。 女人重新找了个男人，一起到西安拾破烂挣钱还债。半路夫妻，女人嫌男人不如以前的精神，稍有不满就对男人恶语相向。但奇怪的是，虽然经常吵架，但两人的日子却也能过下去。
和现实不同，在《高兴》里，杏胡的命运却充满坎坷。她和招进来的男人朱宗，起早贪黑做豆腐，吊挂面卖，3年还清所有的欠债，翻修了老家的屋房。她的新计划是，存一笔钱，把孩子供养上大学，在西安办个自己的公司。但这个心比天高的女人，最后却因为收了赃物被公安局抓捕。
城市生活毕竟是艰难的，一年里，贾平凹采访接触过的拾破烂的同乡，有许多人的命运发生改变：一个拾破烂供儿子读完大学的人，患上了严重哮喘病，不能拾破烂回家去了；一个人挣钱回县城和他人办了个超市；一个人被车撞死，一个人肝硬化病死，还有一个被人谋财害命杀死。
面对这一切，贾平凹不知道该怎么办。在小说《高兴》的结尾，刘高兴在把五富的钱和骨灰盒交给从乡下赶来的五富家属后，当初进入城市的美好梦想全部粉碎，他在火车站的广场上游荡，觉得自己像一个孤魂野鬼，不知道该去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