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2019大学生支教宝典》精华内容选读：2018中国支教行业发展与供需情况

2018中国支教供需信息图

支教，一般是针对落后地区乡镇中小学校的教育支援活动。现在普遍认为支教源于国内城镇化过程中推出的“撤点并校”，但不能否认部分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的影响。

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正式发布，要求地方政府把“农村小学和教学点要在方便学生就近入学的前提下适当合并”，同时指出保留交通不便地区的必要教学点。然而，实施过程中无法避免有些村小被“一刀切”的情况，导致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山区很多适龄儿童必须到离家十几公里、几十公里的地方就读，上学成本大大增加。

有青年无意中来到这些失学山区，主动留下支援教育，也带动山外的人进山奉献绵薄之力，催生很多民间组织。而2003年，团中央、教育部开展“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有组织地招募高校应届毕业生或在读研究生，“到西部基层开展为期1-3年的志愿服务工作”，又从官方角度鼓励大学生在当地就业创业。

从时长角度，支教分为长期、短期两种类型。长期支教通常由专门的公益组织发起，短期支教多源于高校学生的寒暑期社会实践。这次，我们联系到国内一些支教团队，了解到他们截至2018年中的支援方式与长期支教数据如下:

但根据他们反映，支教老师还是供不应求，培训开始前有时招不到足够数量的老师。即便招到老师，也可能在岗前培训时因为不符合资质被劝退，或因校点分配等安排不符合自己的期待主动离开。招募到通过培训的老师，不同团队还会有不同问题出现，主要分为两方面:

（1）管理问题

• 支教志愿者年纪、学历、能力参差不齐，有些志愿者教学效果难以让人满意，有些不服从管理；

• 同一校点的支教老师之间在生活、教学上可能有矛盾；

• 长期支教的老师易在支教期间产生职业恐慌，担心支教结束后无法立即融入社会和就业。

（2）教学障碍

• 语言不通，支教的学校多为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孩子们在上学之前都是说本民族语言；

• 家庭教育缺失，致使在需要家校合作的情况下，教师多是孤立无援的状态，最为突出的情况是家庭作业无人监督；

• 对于特殊学生，例如自闭症、智力先天不足等状况，没有合适的服务方案，也不知道可以转接到什么公益团体。

根据调研，支教服务主要在贵州、四川、甘肃、云南四省，而且集中于某些特定的偏远地区。

虽然看起来支教队扎堆在特定区域，但实际上这都是调研得出当地的确对支教有需要的结果。

以目前覆盖50多所学校的滇西北支教团为例，他们经过对当地1200多个学校走访和踩点，用了八年时间才把当地民风民俗、教育现况、人事编制了解清楚，而后在北京、丽江分别建立专业的支教后台，通过9个部门5套机制保障志愿者的人身安全和支教效果。

本质上，支教的结果与组织的规范程度、管理方法挂钩，而不是支教老师的热情。

*数据来源：以上支教行业数据由10个支教组织以及中华支教与助学信息中心慷慨提供。

滇西北支教团：国内支教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中国人的支教基因属于上个世纪50-70年代，支边、知青以及支教这些字眼穿越了时空烙印在那些金子般的心灵上。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针对应届毕业生的三下乡及西部计划又燃起了校园莘莘学子的支教情怀。

可以说支教活动由一场全社会参与的志愿行动，发展到以学生为主力军的社团行动，再到现在（从2008年开始）又逐渐回到全年龄全行业的自发式深度公益行动。我们分析支教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就必须先要了解支教的历史以及这六十年的发展变化。

现阶段，我国支教公益发展还不能说形成了一个行业。

全国一百多家支教组织募资年均还未超过1个亿，全年提供长短期支教老师没有超过5000名。虽然在我国教育改革后期，西部山区有需求的学校剩下不到五万所，但仍然存在10万名以上的师资缺口，特别是高素质的音体美老师、英语老师。这对于整个支教行业还是提出一个不小的挑战，同时也是未来支教组织发展的机会。

就目前现况而言，支教组织的发展是不容乐观的。

首先多数支教组织停留在“冲动型”的时代，往往是来自创始人的一腔热血或爱心洋溢。组织发展没有规划，支教教研没有开展，支教场景也缺乏开拓与维护，后台资料及数据更是碎片化、随意化管理，为后期发展埋下隐患；其次国家对支教组织定位比较暧昧，对支教组织提出了较高的准入门槛与管理要求，这对于很多来自高校或民间的团队来说，是难以接招

的；最后，支教本身是一件从属于教育行业的事情，对支教组织及支教者天然有着专业性和知识能力的要求。

然而多数从事支教工作的人，未必是教育专业出身，因此存在着自身认识不足，专业能力不充分的短板。这对于想把支教事业做大做强的要求来说，往往是致命的缺陷。

这些问题，都在制约着中国民间支教发展，我们看到2013年支教组织达到了一个高峰（约35家正式注册），之后随着教育改革深化等影响，支教组织的数量又逐渐下降。存活下来的支教组织，向着职业化、规范化发展，也出现了一些十年以上的支教组织。

目前，支教者的身份分为官派与自发两种。民间支教多来源于社会各行业爱心人士，其中学生仅占到27.5%（滇西北支教团数据）。在明确自身定位后，想取得支教效果，需要支教者自身、支教组织及当地教育部门多方合作、相互配合；需要支教所在学校大力支持、提供保障、相互促进；还需要本地家长、学生从精神上摆脱贫困的枷锁，向往美好生活，相信知识改变命运，产生强大的内生动力，方可实现一定的支教效果。

希望未来更多山区可以拥有教育均等化的条件，这中间需要政府结合社会各界的力量一起努力。支教组织则是把这些社会力量用到实处，用到孩子们身上最好的通道。

天使支教创始人李磊：如何消解支教的负能量?

天使支教于2007年发起，是国内相对成熟的民间支教组织。创始人李磊在德国人卢安克建议下，立足于为偏远乡村学校补充师资力量。团队探索过多种形态的创新课堂，累计服务学校50所左右，目前最缺优秀的老师。

南方周末：你们有个教学目标比较特别，建立学生的归属感。能获得归属感的学生有什么特征?

李磊：归属感是人的天然属性，它原本就是人的特征。如果是没有归属感的人，内心也会缺乏安全感，由此导致的问题在生活中举目可见。这个归属感分为不同阶段，先是对家庭、校园的归属感，在这个基础上是对家乡的归属感。

南方周末：老师具体怎么做才能让学生建立归属感?

李磊：老师得先感受到归属感是什么，才有可能去为学生建立。我们会跟学生一年两年共同做一件事，这件事是持续下去的，至少能帮这个群体逐渐建立归属感。我们这么多年，对志愿者有个要求是禁止用一切竞争方式来刺激学生。教育不是一条赛道，每个人都在比赛，都在争输赢。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建立归属感?

南方周末：那你们学生的考试有成绩吗?

李磊：会有。成绩只是检验你这个学科学的程度怎么样，不是用来排名的。

南方周末：鼓励山区孩子走出大山与建立学生的归属感是矛盾的吗?

李磊：是矛盾的。我们常规意义上的鼓励走出大山，是改变命运，实际上是个体的。在现实社会我可能也是走出大山，但走出大山后，我是希望我属于的这个地方变得更好。那么我出去，可能学到一些经验、技术，有合适的机会我就回来，把我们所属的环境改造得更好。那就不是在逃离家乡，（不是）再不想回到这个破旧的地方。

南方周末：你们尝试让学生自主管理课堂，它大概是什么样的?

李磊：我们取消了班干部制度。如果我们从小培养的就是没有人指挥你的情况下，你也知道你该做什么，这个社会才有可能成为有序的社会。我们的老师比较成熟的方法就是轮值，每天有值日生，全班同学谁轮到就组织当天的活动。老师布置的作业，老师自己收、自己发，学生也主动地做自己分内的事情。

南方周末：课是由谁上的?

李磊：肯定是老师上，但学生有时候也可能是老师。好的老师能做到课堂的主体是学生，老师开个头，分组讨论啊、学生轮流啊。可能内容适合学生上的话，老师整节课都不用出现，轮值的学生就把课上了，上完以后轮值的学生自己布置作业，学生互相批改作业，最终“老师”只是一种恰当的身份。

南方周末：值日生的一天大概是怎么样的?

李磊：早读，就是这个值日生领读；下课以后，做操或者打扫卫生这些，他/她来提醒大家；一直到晚上自习课结束。我们叫提醒，不是管理。遇到今天的老师可能临时有事，不能来上课，那么这个值日生就会替老师把这节课上了。这点是个别老师能做到，不是所有老师能做到。整个学校六个年级，我们拿了一个班在做这件事，只有这两个老师是志愿者，他们会在他们的班做这样的尝试。

南方周末：什么样的老师能发动学生自主管理?

李磊：首先他/她得认可天使支教的理念，在这个理念之上非常用心地推崇它，主要看老师是否很坚定地认为这样做是适合于学生的。比如说不发奖品，我们的老师甚至有时候引起和当地村民的冲突。因为原来都是要发奖，一二三名、班干部要发奖，然后我们的老师来了说不能发的时候，他们就不能理解。个别学生也不能理解，“我是第一名，我的奖为什么没有?”告诉家长，家长就会过来闹。我们的老师会协调，最终让家长理解，“哦，是为了学生好。”

南方周末：这种方法有什么潜在问题吗?

李磊：它就是慢一点，给大家看到的成效没那么快。我们课本，同样用的是国家统一的教材。因为支教的话是年年换老师，只要老师教课的方法沿用这样的，主动性都在学生自己身上，他就不会因为换老师而要适应新的老师。

南方周末：从受教者的角度，你觉得大学生短期支教存在的必要性是什么?

李磊：如果是为了小孩子，短期支教没有存在的必要性。好的东西都是需要长年积累，才能把它做出来的。如果已经在做，建议大学生们至少从大一做到大四，每年暑假都去。

南方周末：师生情感联结问题在普通教学中很少被提及，为什么却常听人说支教老师不要与学生走得太近?

李磊：因为通常很多老师会使用威严去管理学生，单向地制造只接受仰视的距离。而支教老师是去融入到当地生活中的，与学生的相处不止于课堂，也就不会有制定的距离，这种情况下，老师所持的是由学生的信任搭建起来的权威。威严使得学生“听话”，是老师在需要；权威是对学生的支持，是学生在需要。如果不存在制定的某种距离，也就不存在“远近”这种伪概念。

南方周末：你从2006年起放弃正职工作投入支教事业。让你现在想象的话，你会做到什么时候?

李磊：做到不需要支教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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