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德赓先生出北平记

1947年9月28日于颐和园，左起刘迺和、陈垣、柴德赓、余逊。 （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7月25日《南方周末》）

我小时候住在旧辅仁大学的教师宿舍里面。我们院子的南门对着恭王府那高不可攀的北墙。我们的北面没有墙，却有一道绿色的竹篱笆，影影绰绰地，在都市的中心，点染出一抹乡村园圃的温情色调。那道绿色的竹篱，不但给儿时的我提供了都市乡村的遐想，而且给我和我的玩伴们提供了几乎取之不尽的道具。从篱上抽出一根长竿——那种长、直、匀称的——就是大空场露天剧院里的“丈八蛇矛”，可以战吕布、挑滑车，或者颇为洋气地刺向巨人般的风车。1966年初夏，某个日长如岁的下午，柴念东（1954年生）、我（1955年生）、柴立（1956年生）三人在空场上战作一团，踏起了半个院子的尘土。他们兄弟二人，一个自称“常山赵子龙”，一个自称“西凉马超”，冲着我大吼：“来将通名！”我哪里肯示弱？尽量把提高音量和压粗嗓门这两个高难动作合二为一，喝道：“吾乃天下第七条好汉罗成是也！”我正准备拍马迎敌，没想到两个对手纷纷缴械，把令我颇为忌惮的两柄“长矛”丢在地上，身体站得笔直，向着我的脑后行“注目礼”。我还没来得及转身看个究竟，就听得一个熟悉的沙哑嗓音训斥道：“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比关公战秦琼还荒唐！”原来是他们的祖父柴德赓先生。听到这个声音，我也只好放下竹竿，怯怯地叫一声：“柴伯伯。”

这称呼，令我十分尴尬。所谓柴伯伯，就是辅仁大学老校长陈垣先生的大弟子，历史学家柴德赓（1908-1970）。按说他和我父亲俞敏（1916-1995）的交情也不短了。七七事变以后，父亲从北大转学到辅仁读书，成为该校的高年级学生，而柴先生已经是青年教师。那时年轻教师和高年级学生之间，关系因随意而紧密。1948年，父亲在燕京大学任教。柴先生出城，到燕京大学访友，时间长了点儿，进城回家吃饭，略嫌晚了，就到我家歇脚吃饭。说明二人是很熟的朋友。1951年北京高校教师到各地参加“土改”。李长之去了四川，柴德赓和先父去了湖南，被分在一个组，同吃同住月余，自然又加深了友情，说是同辈的朋友，不为过分。换一个角度看，启功先生是柴先生的师弟，同出于老校长陈垣先生门下。而我称启功先生为“大爷”，北京话里就是伯父的意思。所以，从表面上看，我称他为“柴伯伯”顺理成章。但是，我和柴先生的两个孙子念东、柴立非常对脾气，假以时日，说不定三人会放下“长矛”，撮土插香，桃园结义。从这个角度讲，我宁愿把柴先生高尊一辈，称他为柴爷爷，以取得和玩伴们平等的身份。况且柴先生在重庆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教书的时候，我母亲是他好友魏建功先生的学生。因此我和柴氏兄弟平辈，并非没有根据。可惜我一直没能践行这个想法，而是采取了折中的办法，称先生为柴老。模糊处理，能使自己玩得更加顺遂、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