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场上的外国记者们

十七大吸引了近800名外国记者，其中有的来自西方主流媒体，有的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报。外国记者们的关注点不尽相同，采访渠道和报道方式各异，这些背后，是他们对于这次大会的不同理解和思考，也代表了不同类型社会和国家对于这次大会的理解和思考

2007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中心在北京举行首次新闻发布会。图为外国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        宋国强/图

跟民工一同看直播
    10月22日上午11点，路透社记者林洸耀端坐在办公桌前，等待着中共中央第十七届政治局常委选举结果的揭晓。
    这时候，他的4位同事，已经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等待了近3个小时。新当选的常委们将在这里与中外记者见面。两位摄影记者的镜头，对准了主席台，林洸耀则拨通了另一位文字记者的手机，保持着通话状态，这样才能争取最快的速度。“连拨手机的几秒钟都不能耽误。”林洸耀说。
    路透社在北京一共派驻了47名记者，这一刻全面动员：有人不断刷新网络页面，有人听电台广播，“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哪一家中央媒体会最先发布常委名单。”林洸耀说。他们甚至派出一名记者，和一些在京民工一起看电视直播。
    对来自全世界300多家媒体的744名外国记者来说，这是报道“十七大”的最后一场战役。“新华网最早登出了常委名单。”林洸耀介绍说。在此一分钟后，东大厅主席台一侧的大门开了，9名新当选的常委排队而出。
    收看电视直播的民工们，还向路透社记者询问不熟悉的常委的姓名；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里，照相机的闪光灯，已经亮成一片；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名单，此时此刻，正通过各大通讯社的电文，传遍全世界。

与代表们一同进入会场
　　日本《朝日新闻》报的北京特派员峰村健司，那天上午也在东大厅。他特别记得，当常委们站定在主席台上后，他身边的一个欧洲记者，因为不清楚站在左边或右边的排列顺序，而一直在嘟囔“很头疼，很头疼”。
    峰村来中国工作半年多，采访十七大的这些日子，在他看来是“最累的”。他向大会新闻中心提出了对国家领导人和其他重要代表的采访申请，其中对央行行长周小川和一些企业的董事长等经济界人士的申请得到了批准。
    不过，同样来自日本的共同社驻京记者斋藤真，就没有那么幸运。他提出的采访申请全部遭到拒绝。
    “代表们通常被问到关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建设时，会很乐意回答，但我问及人事方面的问题，他们一般就避而不答。比如有一次一名代表接受境外记者30分钟的集体采访，前面的问题他一直回答得很好，也很有自信”，但是最后一名香港女记者问到“政治明星”之类的问题时，“他看了看手表说，‘时间刚好到了’，然后笑着转身离开”。在峰村健司的体会里，代表们面对外国记者“略有点紧张”，斋藤真的感受是，“相对于人大和政协的会议，党代会的采访难度会更大些”。
    不过，代表们和记者们接触，一般都很和气，就算不接受采访，也总是微笑着说“不清楚这个问题”，甚至和记者“开开玩笑”。
    正如采访过十五大、十六大的林洸耀所说：“十七大可以说是历届中共党代会中最开放的几届之一”，38个团组讨论会中的34场对记者开放，“这个比例应该是很高的了”。
    除了10月21日大会闭幕日以外，其他几天，记者都可以和代表们一起从人民大会堂东门进入会场，其间可以和代表们充分交流。
    10月22日那天，峰村健司在东大厅等了3个多小时，次日他在《朝日新闻》第三版发表了整版的报道，包括了中共十七届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的大幅照片、政治局常委和委员的名单，还有一篇对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的分析。
    峰村比较了胡锦涛总书记当日的讲话和十六届一中全会后的讲话，“很多地方一脉相承”。

借助《人民日报》展开采访
    越南《人民报》记者邓海南，选择了在电视机前观看新一届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的直播。他特别注意到了两位“年轻的新常委”，“他们将为党、为人民更多地服务，更多地负责。”他说。
    《人民报》是越南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其地位相当于中国的《人民日报》。据邓海南介绍，两家报社已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我们报道中国的十七大，有一些对中国各地的采访，《人民日报》的同行都能帮我们完成，提供我们需要的资料。”邓海南说，“同样《人民日报》记者报道越南，也会得到我们的帮助。”
    邓海南采访了十七大开幕式，仔细听了胡锦涛所作的报告，因为这也是《人民报》报道十七大的重中之重。“中共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尤其是明确了将来5年的工作重心，展望了2020年人均GDP翻两番，这是伟大的战略。”谈及采访体会，邓海南这样说。
    说到大会新闻中心的服务，邓海南赞不绝口，他特别提到，新闻中心以手机短信的形式通知采访大会的外国记者各个活动，令他觉得“很及时，很方便”。
    所以在他看来，中共党代会给予外国记者的服务，要比越共党代会好。“我们都是党领导的国家，面临的挑战和机遇都一样，所以中国记者关心什么，我们也关心什么。”邓海南对本报记者说，“越南民众十分关注中国的经济建设。”
    在采访期间，邓海南也听到一些西方国家的记者，问及代表们的私生活。“我觉得很奇怪，这些记者们，不关心大局，只关心别人的个人生活干什么？”邓海南说。

耐心等待新常委亮相
    来自欧洲某著名通讯社的记者灵希（化名，应受访者要求），就是和代表们“闲聊”过“个人生活”的记者之一。“我和一个来自云南的女代表拉家常。”灵希说，“只是希望大家熟悉一些，对我以后去云南采访就会有帮助。”
    不过灵希也并不讳言，自己最关注的，仍然是人事安排问题。“中国的国家政策、奥运会，这些都可以在平时去着重报道。”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五年一次，这7天我们报道就集中于人事。”10月22日上午，在等待新常委见面的三个小时里，她忙里偷闲，读起了一部美国小说。
    事实上，人事变动可能牵涉到的代表，往往会成为国外记者追访的对象。据了解，有一位代表接受采访时，因为记者太多，推挤之间，一名香港女记者竟被挤倒在地，水杯也摔了。
    “人事和政策密切相关。”林洸耀对本报记者说，“我们的客户、读者，要了解中国的政策走向，就首先要了解中国领导层的人事变化。”
    当然，国外记者们，总能找到人事以外的话题。灵希自己觉得最满意的报道就无关人事变动，她采访了几位女代表，跟她们探讨了中国妇女参与最高决策层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