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女鼓手”石璐

上个周六，《乐队的夏天》总决赛。有多少人是捂着眼泪看完的？在这场“夏天”主题创作赛里，刺猬乐队演唱了一首《光阴·流年·夏恋》，不负众望地在“乐队Hot5”中拥有了姓名。

刺猬乐队合影。来源自微博@刺猬乐队

因为《乐队的夏天》这一节目而终于为大众熟知的“中国第一女鼓手”石璐，就是刺猬乐队的鼓手。她还有另一个别名——阿童木。原子弹，铁臂，说的就是她——小身躯，大能量。从乖乖女变成摇滚乐手，石璐过的是突破束缚实现自我的一生。

不久前，她创作出了自己的第一首歌《勐巴拉纳西》，是献给女儿的。

在歌里，她祝福女儿“在幻妙的时间里，有望喜和奇遇”，这也是她在摇滚乐路上收获的，尽管小时候被规训过，像乖乖女那样，也被挫折打败过，差点退出刺猬，差点失去自我，但鼓槌没有停，她就没有停，终于在《乐队的夏天》，和刺猬、和很多人一起获得了早该属于他们的关注与欣赏。

我们和她一起梳理出每一个对她而言意义非凡的地方，一站一站地展示出属于她的人生地图。以下为她的自述。

石璐|刺猬乐队鼓手

14岁开始玩鼓，2005年加入刺猬乐队至今，同时她也是NovaHeart乐队、大波浪乐队鼓手。2019年夏天刺猬乐队因在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中出色的表现被大众熟知，石璐也频频登上热搜，她被新裤子乐队主唱彭磊评价为“中国鼓手中最好的女鼓手”，坐实“中国第一女鼓手”的名号。节目之外她与刺猬乐队主唱赵子健的情感经历也在网络引发热议。

STATION01

／少年宫／

从大队长变成摇滚乐手

我妈妈是少年宫老师，我童年的记忆全在少年宫。

少年宫跟景山公园就隔一堵墙，我是在景山公园里乱跑长大的孩子。印象中妈妈不爱做饭，照顾我也习惯跟人搭伙儿。她从小就喜欢磨练我，有一次，我从景山公园拿了一兜橘子，塑料袋漏了，我一路弯腰捡橘子一路向前走，摔一个大跟头。我妈回头看了我一眼，也不管，还往前走。

长大后我还老记着这个背影，心想：总有一天我会独立的，那时的她帮帮我有什么大碍呢？

4岁前，我爸爸在科威特做建筑工人，往来的只有信件。他回来那天，我和妈妈去机场接他，我还觉得特别不好意思。我爸特开明，从此我有了一个好朋友。

爸爸从科威特回来不久，就给我买了一台钢琴。当时一台钢琴八千块钱，买完后家里一分钱都不剩，吃了这顿就顾不上下一顿。但我爸是一个特能折腾的人，我家才从穷的状态一点点熬了过来。

学钢琴是我妈做过的最磨砺我的一个决定。我一点都不爱练琴，小时候学习成绩好也全归因于我不想把时间花在琴上。当所有小孩子都在外边儿玩，我必须坐在钢琴面前。我人生中唯一一次被爸爸打，也是因为不想练琴，气得折扇都给打裂了。打完后他还把我抱大街一个坑特深的旱厕里，把我杵那里头去吓唬我。我一下子就听话了。

当时我的钢琴老师对我说，你坚持下去，哪怕只坚持到小学毕业，以后也一定会受益的。很多年后，我才开始感谢这一切。小时候练过琴的孩子，长大后遇到的很多事儿都不算什么。钢琴磨练的其实是人的韧性。

我是一个典型的家教严格、学习成绩好的乖乖女。小学时，我是全校唯一的大队长，肩上三条杠那种。我特爱管人，像我妈，哪个女孩受欺负了，我得让一群人围着给主持公道。那会儿升旗，看着鼓号队行进，就很想加入。但不行，我得主持升旗仪式。

上初中后一切都变了。我不长个儿，还带牙套，特别不起眼也不受老师器重。整个少年期间，我都被透明化了。同一时间，少年宫有了管乐团，我上去打了打，就被老师留了下来。凭着六年钢琴基础，我开始打小军鼓，一打就打得特别好。

后来大学期间，后海大鲨鱼的鼓手小武介绍我去“刺猬”，说我的技术要玩他们的东西就是白玩儿。一玩起摇滚乐，我的自信回来了，多年的压抑和愤怒也放出去了。爵士乐大师们的鼓点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敲出来的，但摇滚乐的呈现形式，是我能抓住的。

托我妈的福，那会儿刺猬在少年宫200平方米的大殿里排练，除了凳子，就是乐器。公共场合难免会有人扒着门看，其中包括我爸，但他从来不打扰我们。有一次，我们排练完了一首全英文的歌《pumpkin》，他说，你们这次进步很大，像是乐器之间的对话了。他能听出好来，他也能听出来我们在干嘛。

少年宫对我来说就是一切的起点：刺猬第一张纯手工DIY的专辑HappyIdleKid（《快乐的懒孩子》），就是在少年宫排的。

STATION0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开始内爆，开始为自己而活

我听摇滚乐听得特别晚。之前我只接触过爵士乐和流行音乐，还对摇滚乐持有刻板印象，全身心都在拒绝。

大学我考进中国传媒大学，学的录音系。入学晚会我表演了一架子鼓，小武注意到了，老让我去给他指导打鼓的基本功。在小武的分享和赵子健的影响下，我听起了摇滚乐。

摇滚乐就跟照镜子似的，你通过它来看到自己，认清自己，打开自己。我想我的个性里一直就有摇滚乐的东西，一旦接触之后，就开始内爆了。

这像是一条分界线，这之前，我都是为父母而活的。这之后，我属于我自己。乐队玩了一年后，我跟子健恋爱了。那段时光很开心，我们时常参加一些活动，看演出，或者在北航排练。一边上学一边演出，记得来人最少的一场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个还是酒吧老板。那时我很苦闷，不知道怎么能把乐队做得更好。

临近毕业时，我们参加了一个乐队比赛。我们唱了《smart》，一首柔歌，没有大起大落，结果被淘汰了，但一个挺没个人特色的乐队却得了名次。从淘汰现场我们急急赶去参加北航的毕业典礼，所有人都在等着我们。等唱到《柏油公路》，最后一句歌词是“没有结尾，匆忙的生活是为了谁”，我把鼓槌向上一扔，趴在鼓上哭得泣不成声。我们这么好的作品，怎么就没人知道呢？但赵子健好像一直都是一副无所谓的状态，不管别人怎么说，他都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这也安慰了我。

毕业后，我们都去上班了。我在一个网站当编辑，天天复制黏贴，不知道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们都有一种过了折腾的年纪的感觉，想着做完第二张专辑《噪音袭击世界》就散了。当时也有唱片公司要买我们的版权，说签约给200张盘，你们卖去吧，这就是版税，更让我们觉得未来一片黑暗。

但我不死心，混不吝地给当时的标杆唱片公司——摩登天空打了一电话。传完歌，大概40分钟的时间，那边说，行，我们可以合作。那个下午，是我参加《乐队的夏天》之前的人生中最快乐的一个瞬间。

挂了电话后，我在公司里坐不住，上蹿下跳，跑来跑去。我们终于被认可了！原来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真的没有白费！后来子健把这些刚进入社会的情绪和苦闷写进了《白日梦蓝》这首歌里：“青春是青涩的年代，我明白，明天不会有色彩，社会是伤害的比赛……”在市场低迷、宣传缺位的2009年，仅靠口耳相传，在虾米平台上的播放量就达到了上千万。

但我们依然是一支得靠上班才能养活自己的地下乐队。

STATION03

／胡同平房／

甜蜜与伤害，窘迫与潇洒

工作太没劲，我就辞职了。

那时候子健上班，一个月拿三四千，我们花400块钱在胡同里租一房子，15平方米，一进门有一个两人沙发，旁边一床。没有走路的空间，平时两人都得错着走。

每个白天，子健上班后，我一个人在家里不知道能干嘛。每天买菜，做饭，收拾家，洗洗衣服，有点找不着自己了。生活条件还很艰苦，屋子里都没有水，洗个碗都要到院子里，水管没跟地接着，你洗多少水最后都溅自己脚上，晚上撒尿用一尿盆儿。冬天平房又很接地气，冷得脚丫子都冻着。迎着西北风，用电磁炉做一烧茄子，炒好了，也就凉了。

记得那时候，每天下午夕阳西下，大家都接孩子放学回家，我一个人走在那胡同里，觉得自己特别落寞。

我没有自己的生活和想做的事情，连乐队也是跟子健一起做的。慢慢的，我觉得自己就像是子健一附属品。那时候他天天拉帮结派上饭店坐穿馆儿（坐到店铺打烊赶人），吹着大绿棒子，我也不喝酒，就在那儿陪着，六个小时六个小时的，比上班还累。鼓手是有职业病的，坐时间长了，我会特别痛苦。

当时我们亲密的朋友圈几乎都是一对一对玩音乐的，我们处在时刻想要在一起的状态。周末我们痴迷于玩三国杀，两天当三天过。后来太熟了也没什么可聊的，丧的力量开始越放越大，他们都是象牙塔尖儿上的人，想法特别深奥也特别多。跟他们比起来，我就属于想法特稚嫩，也不丧的人，反而有点格格不入。

但那时我们也过得挺潇洒，我开家里一蓝鸟的车，车上放着子健自己刻的cd曲目。大部分时候，一辆车塞进九个人。我老找不到路，车太沉了刹车就刹不太住，上路挺猛的，对司机来说很尴尬。有了车之后，你一下就能看出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人是不是有眼力见儿。那会儿我们老因为开车和油钱的事狂吵架。

后来我找了一做录音后期的工作，状态一下子好多了。我是必须得折腾起来的一人。我们从胡同搬进了楼房里，生活也好过多了。

STATION04

／D-22／

黄金时代

住进楼房里，空间大了，子健喝的酒瓶子都摞成墙了，易拉罐的，一推就倒。

子健特别爱玩，那时我们常去一个叫D-22的livehouse，小小的空间，二层还有一个VIP的小房间。那是一个生乐队、养乐队的地方——就是在那里，我们认识了一群玩音乐的朋友。它像一张温床，完全包容多元化。

我们第一次在D-22演出是在一个工作日的晚上，演完老板给了我们800块钱，是当晚所有的酒水钱。他说，希望我们在未来的周末赶快回来再演一个。你从他的眼光中能看出来，他真的特别喜欢你。你感觉到这是一个会不遗余力去成全你、让你真的感觉到人人平等的地方。

可惜好时光都过去得特别快。2011年D-22闭店那天，我记得音乐人张守望有演出，大部分的朋友都在。当时的运营经理Charles说D-22已经做得足够让他们自己满足了，是一个圆满的结束。我一个人在二层的VIP小房间里，用一DV对着楼下转了一圈，把所有人都照了下来。赵子健站在最前面，穿一毛的军大衣。

D-22关店后，忽然间，未来的一切对我们来说都很未知。也是在那个节骨眼，七年之痒，我决定跟子健分手。子健太理想主义，社会化程度太低，我实在有点拽不动了。很多情侣在一起都是一种特别亚健康的状态，本来挺有自己的，结果对方一干涉一强迫，没了，两个人在一块儿不是特别的互相成全。分手前那段时间，我已经压抑得几乎要爆炸了。

分手之后，我回到父母家，哭了两星期，哭的是特别习惯的一个状态被打破了，我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活。

我们搬走后，朋友们也都各自搬家了，散了。我们都变成熟了，没那么多要聚在一起的必要，缺了子健这个攒局的，见面次数更是越来越少。

半年后，刺猬的前贝斯手博譞邀请我加入一个新乐队novaheart，做一种特有原始部落狂欢气质的音乐。我一下子觉得有一个新的希望在向我招手。我将注意力全转移到了工作上，创作，排练，一站站巡演，也几乎把世界都走遍了。

只是后来在北京我再也没有遇见像D-22那样的空间，不管哪里都有点社会化，分三六九等的。我觉得是时代不一样了。不久前，路过原D-22的店址，现在成了一拉面馆。一瞬间，我觉得一切都物是人非，青春过去了。

STATION05

／西双版纳／

成为母亲的双城记

跟子健分手之后，我空窗了三年。三年后，忽然来了仨。一开始觉得生活怎么忽然这么善待我，但都是尘埃，好不过三个月那种。

那时候，天天混酒吧，生活也有点燥得没味儿了，特别想有一个稳定的生活状态。巡演的时候，在高铁上看一孩子就母爱爆棚、狂逗他玩儿，人家父母还以为我是一人贩子。后来遇上我前夫，就闪婚了。后来我俩感情不太好，怀孕期间我就抑郁了。生完孩子四个小时了前夫才到的医院，三个月后，我起诉，把婚给离了。

那是我人生中特别艰难的一段时光，音乐都放下了好一段。孩子六个月大的时候，我爸在西双版纳买了一套房子，让孩子得以远离北京的冬天和雾霾。我开始过上了双城生活。

西双版纳的家都是我爸装修的，全是红木家具。我跟邻居们的来往和共同话题基本上都是孩子。住在那儿，我得以体验了一把云南的野生生活，还常跟云南朋友去买野生木耳、鱼腥草。七月八月的雨季一来，院子里全是可以捡的菌菇。那儿的生活特别安逸，好像几条木头搭一阁楼就可以睡觉了。

但太安逸了我也受不了。邻里间喜欢招呼喝茶，有事没事天天都在一块儿待着。时间一长，我觉得自己离文化特别远，就开始心痒痒，胡思乱想。我在干嘛，安度晚年吗？

2017年春节跨年时，西双版纳炮竹声响彻天际，澜沧江边少数民族们都围着篝火跳舞唱歌。烟花在天空中炸裂，女儿在我背袋里睡着了，时而惊醒，时而又定定地看着我。我感觉到，这个小生命，跟你心连心，是你生命的一部分。

在洗牌声的噪音下，我脑海中的灵感不断翻涌，动机一个接一个，分泌出了人生中第一首歌曲《勐巴拉纳西》。最初的版本，身边的朋友里只有子健一听就说这歌好。听了一百遍后，他开始帮我想编曲，最后推翻原版做了一个乐队化的呈现。我跟他的默契就体现在，我们的审美一直都特别一致。

在我休整的期间，子健的精神状态也很差。等我休整好，刺猬就进棚了，开录新专辑。那时子健彻底对摇滚乐市场绝望了，我误解他对巡演和音乐节也不上心、不卖力。可能对他来说，出完专辑这事儿就完了，因为再花心思受众群也就那些。我们处在一个巨大的瓶颈期里。专辑录完，我给他发了一千字信息，说我想要退出乐队。他说行。发完专辑后，还有一场全国巡演。

一忙起来，玩了三个乐队的我经常一个月一个月地离开女儿。生活协调不了，有时候很痛苦。女儿在北京的时候，我就会玩命儿陪她。有时我甚至觉得，年轻时该玩儿的都玩儿过了，现在还演什么呀？心满意足的，看着孩子就挺开心。

STATION06

／廊坊大厂／

乐队的夏天到来，找到未曾谋面的自己

《乐队的夏天》节目组微博联系上我的时候，我还以为是骗子。后来公司又提了，就跟节目组在赵子健公司楼下聊了聊。全是90后的女孩子，拿一小摄像机录着。挺惊讶的，她们基本上都了解我们的情况。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感觉他们做事很认真。

三个月录完这个节目，结束的时候就像做了一场太好的梦。三个月来，我们投入全部精力，隔天排练，间隔一段时间去录节目，到后半段比赛更激烈，压力更大。过程中，我们受人尊重，也被善待。无论是声音灯光，还是呈现效果，工作人员都努力做到极致。他们才是真摇滚！

我们都是属猪的，今年本命年，总以为会犯太岁，折在第一轮上。我爸还安慰我说他就是36岁那年才开始开窍的，没想到，这个节目比我们预料的好多了，也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状态。

本来我跟子健都认识大半辈子了，这个节目居然还能让我在他身上看见惊喜。一个天天迟到的人，关键时刻绝对不会迟到。他很拼命，一人运营着我们的微博。到赛程的创作部分，他一人写了两个动机。期间我们还老意见不合就吵架，但他都很包容。我可感动了，他还是能提溜起来。刺猬变得更团结了。

上完节目，我得到了很多关注。有些人跟我分享类似的经历，我会怜悯之心爆棚，回一句谢谢，也有的人会说一些特别没力量的负面评价，比如“不要喊麦”，我就觉得随便吧，youcanyouup。有时候，我也担心自己的行为在关注下变得越来越油腻，立刻就收了。

来采访的媒体也越来越多，有时候一天我们得做三采访，把同样的故事再重新说一遍。但我觉得挺好，得习惯，因为我们早就该有这样的关注了。

进八强后，节目组请了有名的发型师为我设计发型，将长发剪了。一开始我还有点抵抗，但发型师说“短发更高级，更配你们的音乐”，我就剪了。剪完之后我觉得我变了，之前总是有点压抑，但现在就特别自如、潇洒，自我好像放大了，有一种释放的轻松感。

我好像找到了很熟悉但又未曾谋面的自己。

（以上内容节选自《城市画报》8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