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谈书影:买本古籍放在案头,随时看,慢慢学

辛德勇 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主要著作为《隋唐两京丛考》《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海昏侯刘贺》等。

辛德勇 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主要著作为《隋唐两京丛考》《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海昏侯刘贺》等。

杨守敬《留真谱》。

黄永年、贾二强合著《清代版本图录》文字说明。

嘉道间原刻本《江氏音学十书》。

  □ 辛德勇

九州出版社帮助我出版的小书《学人书影初集》,上市已经两个多月。一些读者在翻阅过此书后,对这本书的内容,感到有些困惑,或者说是出于其预想之外;还有一些读者,对这本书的内容乃至其出版价值,提出一些批评。

一本书,和所有东西都一样,有人喜欢有人厌恶,这是很正常的事儿。对读者的批评,我都愿意从中吸取有价值的意见,以便改善日后的工作,本来不需要做任何解释。不过,在我看到的批评意见中,我认为,这些意见主要是由于质疑者不懂“书影”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书籍而产生的。我推想,其它那些没有对拙著提出批评意见的读者,其中有很多人,也有类似的问题。

鉴于这种情况,我想在这里和大家谈谈“书影”是一种什么样的书以及我们应该怎样看“书影”,以便大家更好地理解我编着这本《学人书影初集》的宗旨和意义。

简单地说,所谓“书影”,是通过选印一部书中的一页两页少数页面,以体现其版式、字体等外在形态。把这些单种的“书影”按照某一主题编录在一起,就是“书影”类著述了。这类“书影”类著述,现在通常又称作“图录”。在中国,这类著述,是由杨守敬在辛丑条约签订那一年(1901年)刊行的《留真谱》首开其例的。按照现代的学术观点,这当然主要是版本学范畴之内的事情,用顾廷龙先生的说法来表述,其旨意乃“言版本而注重于实验也”(潘承弼、顾廷龙合编著《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卷首顾廷龙序)。用我不太准确的大白话来讲,顾廷龙先生的意思,是说看不到东西就说不清事儿,直接看不到古书就只好间接看“书影”。

杨守敬的《留真谱》主要选录宋元古刻本和旧写古钞的早期典籍,接下来缪荃孙编印的史上第二部“书影”,就干脆直接以《宋元书影》为书名,更清楚地体现出早期“书影”类著述的一大特点——著录的对象,基本上都是世上稀见的古刻旧本,尤以宋刻元刻为主。

至1941年潘承弼、顾廷龙合编的《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出版问世,始使得这一类著述的编纂出版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即脱离惟古是崇、惟古是求的状态,进入全面、系统的著录各个时代、各个地区印制的书籍的时代,这也可以说是“书影”类书籍脱去古董家习气而整体呈现出强烈的学术研究气息的时代。我们看顾廷龙先生所撰《明代版本图录初编》的序文,可以清楚看到,他是把版刻图录视作目录学的三大构成部分之一而与流略、校雠之学并列的,而科学地编印各个时期的版刻图录,便可使历代公私之作“有系统可寻,条理可睹”。这当然不是古董家、鉴赏家的路数。

后来系统反映中国古代版刻状况的划时代性“书影”类著作,是1961年出版的赵万里著《中国版刻图录》。较诸以往,这部书虽然堪称“系统”、“全面”,但明清部分、特别是清代部分,分量和深度却都有明显不足。明代部分,先出的《明代版本图录初编》虽然可以对其有所补充,但清代部分的缺憾,却无从弥补。

这种局面,直到先师黄永年先生和贾二强学长在1997年出版《清代版本图录》一书,才发生根本改变,中国古代版刻发展的整体脉络,始被大体勾勒出来。其实当年顾廷龙在编着《明代版本图录初编》时,最初的想法,本来是“欲以清代刻本为始”的(潘承弼、顾廷龙合著《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卷首顾廷龙序),没想到五十多年以后才实现他的初衷。这种情况,也显示出版本学研究的复杂性和巨大难度。

我在这里讲这些情况,是想让完全不了解“书影”为何物的人们,得便时去查阅一下这些书籍,知道这类著述的一般形式,明白它的基本用途。这样或许就比较容易理解我的这本《学人书影初集》了。——“书影”类著述,就这么个样子。

有的读者说这本书不是他所认为的“图录”,我不知道这种人心目中的“图录”或者说“书影”是什么样子。至少我这本《学人书影初集》的编录形式,同《中国版刻图录》《明代版本图录初编》以及《清代版本图录》是完全一致的。我想,这些读者看不明白《学人书影初集》是怎么回事儿,恐怕是因为确实对这类著述缺乏起码的了解。

譬如,就文字说明形式而言,在杨守敬初创《留真谱》的时候,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任何说明的,只是“书影”的图片而已(连图片也不是完全的一页,还省略掉很多字没有按照原样刻)。后来像瞿启甲编著《铁琴铜剑楼书影》、刘承干编著《嘉业堂善本书影》、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编著《故宫善本书影》、王文进编著的《文禄堂书影》等,著录作者、书名、卷次、版刻时代和版本特征等项要素渐详,但仍然随意性较强,这些书或繁或简,而且还缺乏一些重要的版本要素(如版框长宽尺度),仍然不够规范。比较规范的著录形式,应是肇始于潘承弼、顾廷龙两人合著的《明代版本图录初编》,而至赵万里《中国版刻图录》方臻于完善。

我这本《学人书影初集》的文字说明,在“凡例”中已经清楚交待,是“略仿先师黄永年先生与贾二强学长编著《清代版本图录》的体例”,读者只要认真阅读这样的说明并多少了解一点儿上述“书影”类著述的体例,是不会有什么疑惑的。

关于这一点,有的读者说我的“解题”不“专业”而且“无聊”,我想这也是因为完全不懂版本学这门专业是什么才会产生的很不专业的想法。须知版本学知识并不是一门很普遍的知识,有些人从来没有机会了解一点点皮毛,因而弄不明白什么样的文字说明才是合乎规范的版本学解说,这是很正常的,当然也是不足为怪的。不过若是真心想学,其实并不是很难,如同我在《学人书影初集》的自序里已经谈到的那样,版本学知识在文史研究的诸多基础知识当中,是最单纯、也是最简单易学的。当然比起在互联网上肆意放言,毕竟还是需要多花费一些心力的。

除了这种对书籍总体编纂形式的理解之外,我注意到还有某些读者对敝人选录的具体书籍颇为不以为然。这主要是说我选录的这些书籍档次很低,上不了台面,以至远不能与某某大佬相比。

关于这一点,我想也有必要适当做一下说明,这主要是想告诉真心关注古籍版刻的读者应该怎样看待古书的价值。

谈到古籍版本,大家都知道,它往往和古籍收藏具有密切联系。因此,在这里,我想先引述一段清人洪亮吉评骘藏书家等第的著名论述:

藏书家有数等。得一书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是谓考订家,如钱少詹大昕、戴吉士震诸人是也。次则辨其板片,注其错讹,是谓校雠家,如卢学士文弨、翁阁学方网诸人是也。次则搜采异本,上则补石室金匮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是谓收藏家,如鄞县范氏之天一阁、钱唐吴氏之瓶花斋、昆山徐氏之传是楼诸家是也。次则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谓赏鉴家,如吴门黄主事丕烈、邬鎭鲍处士廷博诸人是也。又次则于旧家中落者贱售其所藏,富室嗜书者,要求其善价,眼别真赝,心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椠元椠,见而即识,是谓掠贩家,如吴门之钱景开、陶五柳、湖州之施汉英诸书估是也。(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三)

等第排列的次序,自然是拾级而下,愈下愈加卑微。严格地说,洪亮吉对这几等人高下尊卑的评骘,我并不认同,大千世界,人各有所好,没必要抑此扬彼,但其中有一部分类别的划分,是可以挪移过来比附人们看待古籍价值眼光的不同的。

譬如,在评判古籍的价值时,洪亮吉所说以黄丕烈为代表的赏鉴家,还有以钱景开、陶五柳等为代表的掠贩家,他们同以钱大昕为代表的考订家,或是以卢文弨为代表的校雠家,认识是会有很大差别的。一些在赏鉴家或掠贩家眼中上不了台面因而也就换不到钞票的书籍,在考订家和校雠家的眼里,也许会有很特别的价值。我在自序里已经清楚告诉读者,选印在《学人书影初集》中的这些书,从经济的眼光看,“并没有多大收藏的价值”,它只是给读书的学人提供的版本信息。当然,这些话的涵义是什么,也只有读书人才能懂。

如果对这些书的版本价值稍微自夸一下的话,我可以说,其中大部分书都是很能上得了学术的台面的。从第一种书顾栋高的《尚书质疑》数起,这个版本就很少见;到最后一种书江有诰的《音学十书》,同样如此,这是旧时治学者难得一见的佳品。这里边的奥妙有很多,需要逐渐提高自己的文献学素养。有时间的话,以后我会选择一些书籍具体加以介绍的。对古籍版本感兴趣的读者,买一本放在案头,可以随时看,慢慢学。我想,只要你是一个读书人,而不是满天下划拉“资源”的掠食者,是不会后悔的。

2019年6月10日记

辛德勇

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主要著作为《隋唐两京丛考》《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海昏侯刘贺》等。

网络编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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