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妥协”是因为女性的工资很重要？ 学者眼中的男性农民工性别观念变化

一位来自贵州的90后务工者在浙江嘉兴一城中村的出租房中，他手里抱着自己刚满周岁的女儿。 （视觉中国/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9月19日《南方周末》）

在城市里，农民工们普遍感受到两种占支配地位的男子气概：一种建立在金钱上，集中体现于富有的企业家身上；另一种建立在素质上，集中体现在受过良好教育，技能精湛、举止得体的专业人士身上。

1989年，老姚离开湖南农村老家到南方打工。9岁的独子最初5年都留在老家，由母亲照顾。

2013年，社会学学者蔡玉萍、彭铟旎在深圳遇到老姚时，他已经十一年没回老家过年。45岁的老姚对年迈的父母怀有愧疚，唯一感到慰藉的是，自己是个体贴的丈夫。2004年，妻子也离乡和老姚一起打工。他开始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家中大事的决定权由妻子独揽。

不过，每次在阳台晾衣服，老姚都担心被邻居看到，也不会告诉别人自己给妻子洗衣服。尤其令他难堪的，是给妻子洗内裤被老乡发现。受到嘲笑时，他只能勉强否认：“我肯定不会给她洗内裤！”

两位学者合著的《男性妥协：中国的城乡迁移、家庭和性别》（注：下称《男性妥协》）一书涉及192位男性农民工以及74位女性农民工，老姚就是其中一位。合著者蔡玉萍和彭铟旎，分别是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和香港浸会大学副教授。从2012年到2015年，她们的研究团队先后开展15次田野调查，走访了深圳、广州和东莞的6个“城中村”。

研究之初，两位学者就发现，男性农民工的声音和个体经验在学术讨论中是缺失的。蔡玉萍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从1980年代以来，各种研究都很少从男性角度考察移民家庭和性别关系的影响。对于过往研究偏重从作为一家之主的男性那里收集材料，这是一种“拨乱反正”。正因如此，许多关于家庭和性别的研究都主要关注女性角度。

但二三十年过去，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男性的声音消失了，而且在主流移民研究里，涉及男性时往往侧重工作，很少关心他们的情感。而早期的家庭研究，也对家庭中的性别不平等不够敏感。

彭铟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男性农民工的个体经验被学术研究忽视，可能因为他们是父权制的受益者，其他因素还包括：以往讨论农民工，更多关注他们的迁移动机、工作体验、经济收益以及通过迁移给家庭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