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药与现代国家的诞生
鲁登道夫提出“总体战”思想，主张不分前方与后方、军用与民用、战时与和平时期，将一切物质与精神力量满负荷运转，进行或准备战争。德国的总体战思想先于总体国家，是军事左右政治的极端例子。
责任编辑：陈斌
尼采曾批判康德的道德语言：只有普鲁士人才将道德隐喻为“律令”。然而技术史命题“不是国家在使用火药，而是火药发明了国家”却不仅适用于普鲁士，列强概莫能外。图为普鲁士宰相俾斯麦在视察军队。
（本文首发于2019年11月7日《南方周末》）
鲁登道夫提出“总体战”思想，主张不分前方与后方、军用与民用、战时与和平时期，将一切物质与精神力量满负荷运转，进行或准备战争。德国的总体战思想先于总体国家，是军事左右政治的极端例子。
中国是火药的故乡，我们理解中的火药，却多是它沦为西方殖民的工具。然而火药的作用远不止于让一些国家战胜另一些，更重要的是塑造了“国家”本身；在改变东方的命运之前，火药早已改变了西方。亚里士多德曾论及军事技术与政制的联系：军队主力是骑兵的易产生寡头制，主力是重步兵的易产生贵族制，主力是轻步兵和水手的易产生民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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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z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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