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　很想特别乡土又特别先锋 | 封面人物

“这是中西文化的一个大碰撞的时代。当时我们很多同行，学苏俄，学海明威，学卡夫卡，写得很像，但在文章里面，我把他们讽刺为‘移植外国样板戏’，很不以为然。我觉得艺术需要个性，一个民族的文化也需要个性”

图/本刊记者 大食

韩少功 曾任天涯杂志社社长、海南省作协主席、海南省文联主席。1974 年开始发表作品，“寻根文学”代表性作家，曾获鲁迅文学奖、全国短篇优秀小说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之“杰出作家奖”、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等国内外文学奖项。“韩少功的小说在当代是独步的，它的价值不用等到将来的追认。在两个世纪行将交替之际，韩少功的小说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当代的思想困境，它是前后无援的。”文学评论家吴亮这样评价他

因为国庆长假，从长沙到汨罗的高速公路被封了其中一段，改由国道开去，平日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延长到三个多小时。开车来参加老同学聚会的韩少功不得不留在长沙过夜，第二天他还要接待中央电视台的一个采访。他像地下工作者接头一样，把见面地点定在了烈士公园的东门，那是这座他从小生长的城市里，为数不多他依然感到熟悉的地标了。

之前央视董卿主持的《朗读者》找他去北京录制节目，苦推不掉，最后他答应他们，到他隐居的汨罗八景村，录一段他读书的视频。就读《山南水北》，写的就是他在乡下的生活，倒也应景。央视的车子浩浩荡荡地开来，他吃了一惊：四辆大车，下来了三十来人。架起灯光，铺设轨道，泼水以调色度，放烟以造仙境，好容易等到斜阳、风向、狗叫声等等都搞定了，一个穿着对襟大褂的老头儿开始吟诵。读书变成了一场表演，类似行为艺术。毕竟这里是楚地的山水田园，屈原赋辞行吟之地，空气中都弥漫着巫灵与才情，一切想象和营造都是合理的，只是当年没有高清镜头和无人机来山里闹得鸡飞狗跳。

他们忙忙碌碌，十分敬业，拍了整整一天，最后播放出来的镜头也就一分多钟。

相形之下，读书多么简单啊。读书只需要一个人和一本书。但是表现读书，渲染和鼓励读书，变成了一项复杂的群体性劳动。

“新的技术带来了整个文化生态的调整，现在读书成了一个要用非常之声势来动员的事情了。你看各地的有关机构，包括企业，都在办读书节、读书周、读书日，看上去热闹得很，恐怕反而证明了现在读书是很不理想的状况。”

2011年，在乡下

无书可读的时代和文学鼎盛的时代，韩少功统统赶上过：1966年6月停课时，他才读到初一。两年后，韩少功成为汨罗县天井公社的落户知青，在汨罗一待就是十年。当过农民、生产队长、文化馆干事，农活繁重的时候，从早到黑地劳动，每天干完活回到茅屋，连抽七八支烟都缓不过来。80年代到90年代初，文学蒸蒸日上，诗人、作家的社会地位堪比明星，韩少功在海南主编的杂志《海南纪实》，每期发行量一百多万份，不但成了当地的纳税大户，社内员工福利也令人艳羡：吃住不要钱，医疗全报销，水果天天管够，给无房家庭分房，给业务骨干们发电话发摩托——包括进口的本田摩托！

此刻，他刚刚从一个老同学的聚会上离席，说是中学同学，其实都是汨罗附近一两个公社插队落户的知青——他们是广义的校友，劳作的形态取代了班级的形态，成为他们共同的怀旧乡音。在今天聚齐的这三十多个人中，大约有三四个跟他一样，在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大学，其余的回城后大多去了工厂，也有一些生财有道，当上了老板或者律师。个别人在乡下有了“小芳”，结婚生子，留在了当地。这些人的人生境遇，起起落落，仿佛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切片标本。

“回城的也未必就混得好，在乡下也未见得就不好，乡村的环境反而逼着他早点出来做生意，有的后来找了别的工作，也算吃上国家粮了，反倒是那些去国企的，一开始很有优越感，挺让人羡慕，但是到了大改制时代，工厂停产，下岗的下岗，失业的失业……”

1968年，下乡前夕

让一个人在小说里写这本小说

韩少功最新的一部长篇小说《修改过程》，写的就是与他同龄的一代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在他们面前，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和各行各业亟待填补的空白。

在一张题词“麓山十二贤”的照片上，能看到韩少功和他们这一代大学生的风貌，他们个个清瘦，但是眼神灼灼。这是他们毕业那年的合影，当时“十二贤”曾在韩少功家聚会，并且相约，五年之后的同月同日，不论天南地北，大家都要到他家再度相聚。

这太像古代侠义小说里的约定了，现代社会罕有重然诺轻生死这回事。五年之后，12个人里面有11个早忘了当年的说笑，只有一个女生从外地风尘仆仆赶来赴约，敲开了韩少功的家门。主人无法掩饰的愕然，继而是抱歉和惭愧，恐怕都无法弥补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心头的失落，那是一种近乎被背叛的感觉。

韩少功把这段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