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锦清 谁能告诉农民今年种什么

即便一个学者通过调研，使得某些个农民的观念发生改变，他们也无力改变周围的环境

曹锦清的书房里，有浓重的烟味。架上除了书，1972年至今的34本日记占了一整格，他告诉我，1963年到1971年的，因为“文革”没能保存下来。

他的女儿，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的曹飞廉在访谈进行到一半时加入进来，她补充父亲的观点，并取来一本书，读了一段农村合作组织试点的经验。力主农民合作，是曹锦清在“三农问题”上的一贯主张。

1995年，曹锦清想去中原做调查，经费没着落。当时的上海市长汪道涵听说后，把他找去。“他问要多少钱，我说大概要5万左右，他说没问题。我说我没有发票的，怎么报销，另外住农民家里边，看谁穷点我可能就多给点。他说没问题，不要你一分钱发票。我就承诺，我的工资放在家里，调查发生的费用就用这个钱，不够我就再要一点，多了我就还给你。最后5万块钱我用了3万，1万5千块钱用在农户家里，包括捐助、差旅费之类加起来也差不多1万5千元。汪老还叫我代他去信阳看看，他说人老了，走不动了。”2005年12月30日上午，龙华殡仪馆，当众人向躺在鲜花丛中的汪老遗体鞠躬致礼时，曹锦清失声痛哭。

2000年，《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出版之前，出版社估计，能卖个几千册就不错了。但这本60多万字、文体如流水账、文字朴实无华的书当年卖了3万多册，上海市局级以上干部人手一本，并成为当年全国人代会关注“三农”问题的媒触之一。

现在，曹锦清住在上海的城乡结合部，房子不大，楼上一户是来沪挣到钱然后置产的新上海人。他跟附近菜场里卖米卖菜的比较熟，对他们的生计、住处、开销、子女读书都很清楚；那些农村来的人也很容易跟他攀谈，因为他长得不像上海人，举止作派也不像一位教授。

对自己的思考力，他给60分，因为勤奋，加20分。

如果能在城里站住脚，农民还是愿意出来打工
人物周刊：我们从粮油肉蛋奶的涨价说起吧，这对农民是个好消息。

曹锦清：粮食价格上涨带动农副产品价格上涨，是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的，到2007年下半年表现得很明显，到今年宣布上涨比例达到百分之八点几，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因为矿产、能源的价格上涨引起的。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农副产品一涨价，城里就有恐慌，各大媒体就报道，中央就开会，要想对策。但是反过来，如果粮价、农副产品价格持续走低，像1998年到2003年初曾经发生过的那样，城里没反应，媒体几乎没有报道，中央也不会开会，就几个搞“三农”的人叫叫。

农副产品的价格其实反映了城乡两大利益集团的关系。上涨，肯定对农民有利，等于城市人要花费更多的钱购买等量的农产品，是通过价格机制让利益向农村输入。但对城市消费者，尤其是低收入人群（大概占30%左右）不利，因为食品消费占他们整个消费的比重比较高（恩格尔系数较高），他们每天自己去买菜，而且拣便宜的买，因此对涨价敏感；而城市高收入人群（大概占20%左右）对食品质量的变化更敏感。

人物周刊：会不会因此让一些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