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政策的“变与不变”—— 习近平兼任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
港澳人士也许会欢迎这样一位主管港澳事务的领导人：开明、开放、务实
港澳人士也许会欢迎这样一位主管港澳事务的领导人：开明、开放、务实。
在很多人眼里，多年主持港澳事务的前政治局常委曾庆红无疑符合这样的标准。而十七大人事调整后，曾庆红卸任，谁将主管港澳事务，当地人士尤其关注，并以同样标准期许继任者。
答案由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陈佐洱揭晓，在北京大学一个颁奖仪式上，陈说，“我很乐意告诉大家，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同志已经兼任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现在由他主管港澳事务。”
不巧的是，在消息公布前的11月5日，恒生指数日跌1526点，诚然，港股大跌主要是因为内地可能暂缓“港股直通车”，这两条消息并无因果关系。
陈佐洱在公开发言中说，“保持香港、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重大课题，十七大精神再次说明中央对港澳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会改变。”这被理解为姿态性宣誓，但也可以做更多诠释。
一方面，由于港澳事务具有极高政治敏感度，中央难有回旋余地，因此，陈的话可以理解为：中央对港澳政策已经有的既定政策，不会因为人事更迭而有所影响。所谓“不变”。
另一方面，北京一举一动都直接影响港澳时局，港股“过山车”般的走势就是一例，因此，中央政府必须非常慎重地考虑政策和人事安排的每个变量。所谓“变”。
在“不变”方面，按照十七大报告表述，就是“我们将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按照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办事。”
但这里并非没有“变”的因素，而且适当地“变”不但不违背政治承诺，反而会收到更好政治效应。当然这种“变”又是在大的“不变”的前提下进行。
过去五年来，港澳人士之所以对中央政府施政感到满意，就是因为中央政府在“变”的方面有良好表现，从派送CEPA大礼包到特首改选，从上海迪士尼一度被按下，到调整对“不友好人士”的姿态等，无一不是基于“变”的考虑。
正是因为“变”，所以，香港能走出亚洲金融危机，“变”的结果，无疑证明“一国两制”的成功，反过来，又为新领导层提供了政策回旋余地，以便更好地在“变”与“不变”之间作出取舍。
从更深层背景看，港澳和内地关系已和十年前截然不同。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前院长陈弘毅教授，曾感叹殖民地时代的港人置身大陆之东南一隅，自身荣辱虽与大陆兴衰紧紧联系，却只能观望、等待而无法主动参与。
时至今日，不仅是恒生指数，包括港澳社会的深层结构都受到大陆的深刻影响，700万港人中有29万生活在内地，从“马照跑、舞照跳”，转而生活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中。
同样，当内地讨论教育、住房、医疗、反腐败、公民素质、文化传承这些社会核心问题时，香港的相关制度安排每每成为内地最为直接的参照物，被大众传媒反复提及。
内地特别是广深一带，生活方式正在全面地“香港化”。同样，香港筹划在深圳“租地”发展，如果计划成行，客观上将深深嵌入社会主义法域的内地……这些深层次的互动和交叉，正是如今内地与港澳关系的新背景。
邓小平说基本法50年不变，起初还有人质疑50年后怎么办，河东河西三十年，现在的问题是，港澳已不用担心中央政府抛开基本法，甚至包括某些一开始曾对大陆持警惕态度的人士，都希望出现更多的“变”，并欢迎目前的新局。
人们相信，过去几年里，中央政府处理港澳事务的经验得失，以及港澳与内地关系演变的大背景，必将成为新中央领导层处理港澳事务的参照。
各界对习近平主管港澳事务也具有高度期待，一些当地媒体认为，习近平是一个开明、开放、务实的领导人。而习近平个人的影响力、从政风格和政治蓝图，也一定会在“变”与“不变”之间作出精确考量。
万变之中，不变的惟有包括港澳在内的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对这种利益的关切与维护，内地与港澳“兄弟爬山，既要齐心协力，更当各自努力”，才有港澳和国家的“明天会更好”。
在很多人眼里，多年主持港澳事务的前政治局常委曾庆红无疑符合这样的标准。而十七大人事调整后，曾庆红卸任，谁将主管港澳事务，当地人士尤其关注，并以同样标准期许继任者。
答案由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陈佐洱揭晓，在北京大学一个颁奖仪式上，陈说，“我很乐意告诉大家，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同志已经兼任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现在由他主管港澳事务。”
不巧的是，在消息公布前的11月5日，恒生指数日跌1526点，诚然，港股大跌主要是因为内地可能暂缓“港股直通车”，这两条消息并无因果关系。
陈佐洱在公开发言中说，“保持香港、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重大课题，十七大精神再次说明中央对港澳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会改变。”这被理解为姿态性宣誓，但也可以做更多诠释。
一方面，由于港澳事务具有极高政治敏感度，中央难有回旋余地，因此，陈的话可以理解为：中央对港澳政策已经有的既定政策，不会因为人事更迭而有所影响。所谓“不变”。
另一方面，北京一举一动都直接影响港澳时局，港股“过山车”般的走势就是一例，因此，中央政府必须非常慎重地考虑政策和人事安排的每个变量。所谓“变”。
在“不变”方面，按照十七大报告表述，就是“我们将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按照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办事。”
但这里并非没有“变”的因素，而且适当地“变”不但不违背政治承诺，反而会收到更好政治效应。当然这种“变”又是在大的“不变”的前提下进行。
过去五年来，港澳人士之所以对中央政府施政感到满意，就是因为中央政府在“变”的方面有良好表现，从派送CEPA大礼包到特首改选，从上海迪士尼一度被按下，到调整对“不友好人士”的姿态等，无一不是基于“变”的考虑。
正是因为“变”，所以，香港能走出亚洲金融危机，“变”的结果，无疑证明“一国两制”的成功，反过来，又为新领导层提供了政策回旋余地，以便更好地在“变”与“不变”之间作出取舍。
从更深层背景看，港澳和内地关系已和十年前截然不同。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前院长陈弘毅教授，曾感叹殖民地时代的港人置身大陆之东南一隅，自身荣辱虽与大陆兴衰紧紧联系，却只能观望、等待而无法主动参与。
时至今日，不仅是恒生指数，包括港澳社会的深层结构都受到大陆的深刻影响，700万港人中有29万生活在内地，从“马照跑、舞照跳”，转而生活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中。
同样，当内地讨论教育、住房、医疗、反腐败、公民素质、文化传承这些社会核心问题时，香港的相关制度安排每每成为内地最为直接的参照物，被大众传媒反复提及。
内地特别是广深一带，生活方式正在全面地“香港化”。同样，香港筹划在深圳“租地”发展，如果计划成行，客观上将深深嵌入社会主义法域的内地……这些深层次的互动和交叉，正是如今内地与港澳关系的新背景。
邓小平说基本法50年不变，起初还有人质疑50年后怎么办，河东河西三十年，现在的问题是，港澳已不用担心中央政府抛开基本法，甚至包括某些一开始曾对大陆持警惕态度的人士，都希望出现更多的“变”，并欢迎目前的新局。
人们相信，过去几年里，中央政府处理港澳事务的经验得失，以及港澳与内地关系演变的大背景，必将成为新中央领导层处理港澳事务的参照。
各界对习近平主管港澳事务也具有高度期待，一些当地媒体认为，习近平是一个开明、开放、务实的领导人。而习近平个人的影响力、从政风格和政治蓝图，也一定会在“变”与“不变”之间作出精确考量。
万变之中，不变的惟有包括港澳在内的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对这种利益的关切与维护，内地与港澳“兄弟爬山，既要齐心协力，更当各自努力”，才有港澳和国家的“明天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