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用开口 ，我们都感同身受”

（本系列均为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原创，限时免费阅读中）

2020年2月9日，武汉，一名医护人员正在穿防护服。现阶段，医护人员的心理问题尚未浮现，他们面对的最大问题仍是超负荷工作。（拾城赖鑫琳/图）

（本文首发于2020年2月27日《南方周末》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特刊“疫线报道”）

“真正了解的人是不忍心去碰的，就好像刀子刚刚插进去，你是不能断然把刀子马上抽出来的。”

“他们也开始懂得，疾病不应该把人们分开，恰恰相反，它应该为人类相爱提供机会。”

过去一个月，武汉人的声音夹杂着叹息、消沉、焦虑和恐慌。他们的求助电话打向四面八方。至少十条热线、数千位咨询师为他们提供心理援助。

最多的一天，王静接了37个电话。经验丰富的心理治疗师能从声音中判断对方的内心处境。在一个女孩急切的哭泣中，王静听到对方已在山西老家确诊，而留在武汉的男友发烧39度，仍一次次往返于协和医院与家之间等待检查机会。他们居住的万松园，距离华南海鲜市场并不远，到协和医院也只有半站路。那几天武汉阴雨绵绵，王静听到了那个男孩的焦虑与绝望。

有时，一些声音是麻木的。社区咨询师潘兰接过很多这样的电话，起初很平静，但当咨询师开始说话，他们会急切地打断——“你先听我说”，说着说着就哭了——能够哭出来，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已是幸事，“哭是一种释放”。

在一间为火神山施工人员提供服务的酒店里，一位中年女服务员留守下来。她没有回乡和家人团聚，几天后，她发烧咳嗽、头昏无力，成了疑似患者。她排不上核酸检测和床位，独自在出租屋里隔离。夜里，王静接到了她的电话，那是一个“虚弱、孤单、非常绝望”的声音。

王静答应，每天用私人号码打给她，查看她的情况——她称之为“生死约定”。这种一次性的心理援助以十到二十分钟居多，私下联系很罕见。连续通话一周后，对方渐渐退烧、好转，能自己出门买药吃饭了。

武汉人喜欢说“烦死人了”。学者易中天曾写道，这是武汉人的口头禅，不管要表达真正的不满还是高兴的嗔怪，他们总是嘀咕烦。

但在封城的一个多月里，留守的九百万武汉人表现出了极大的克制。生长于此的心理医生卢林说，武汉的市井文化灵活、乐天、包容，虽然大家很愤怒也很哀伤，但仍没有添乱“，我们的人民是非常好的人民”。

一位武汉当地电视台的年轻记者每天都要跑医院，经常处在“崩溃边缘”。他曾看见一位护士因病人没救过来，在病房里放声大哭。“这个城市每天都是生离死别。”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06年的一项研究曾指出，SARS期间被隔离者中，29％的人表现出创伤后应激障碍，31％的人有抑郁症状。台湾地区的一项调查则指出，经历SARS后，约9.2％的人对生活持有更悲观的看法，精神病的患病率为11.7％。

第一位上报疫情的张继先医生哭了无数次，病人死了、物资没了、体力透支了，“把一生的眼泪流光了”。

洪山区心理志愿者鄢群真正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是从身边人离世开始的。她发现中国人惯于逃避生死，大都没有准备。“我想武汉市现在大多数人都体验到了，眼泪都哭干了；没有那么多的眼泪，因为你还要去生活。”

鄢群对南方周末记者描述武汉人的内心创痛：“真正了解的人是不忍心去碰的，就好像刀子刚刚插进去，你是不能断然把刀子马上抽出来的。”

2020年2月17日，武汉体育中心方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