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一战：与死神抢人
令人揪心的数字每天都在跌落，但目前湖北仍有八千多名患者，其中四分之一是重症甚至危重症病人。从死神手中夺回他们，才是这场战争中最见血见命的终极一役
发自：武汉
责任编辑：周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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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揪心的数字每天都在跌落，但目前湖北仍有八千多名患者，其中四分之一是重症甚至危重症病人。从死神手中夺回他们，才是这场战争中最见血见命的终极一役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2020年第6期）
在武汉，许多人曾以为救治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的艰难，是前期医疗资源不足所致。但人们逐渐意识到，难以招架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对这一病毒带来的最严重后果知之甚少。
人类进化史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冠状病毒，而认识它的代价却是一个一个的生命。
ICU（重症加强护理病房）是医学救治中的最后一道关口。它就像照进黑暗洞穴的手电筒光束：让你看见新冠疫情最危险的一角，视野有限，却足以令人坠入黑暗。
这是患者的终极一役，也是医生的终极一役。
“你想救他但救不回来”
郑霞使劲拉防护服的拉链，怎么都拉不上。她听到病区里监护仪哔哔作响，看到监护器红灯频闪。可她进不去，病房是污染区，而她防护服总是穿不好，她救不了人。
门铃声将郑霞拉出这个噩梦。时间到了，她该去金银潭医院上班。
在武汉，许多ICU医护都会做噩梦，梦里是连续不断地心肺复苏、不停按压；是呼吸机怎么都接不上、管子总是掉；是无数患者在叫自己的名字——即使多数危重症患者很难发出声音。一位医生的房间里放着威士忌，是有烟熏味、口感强烈的那款，他经常需要威士忌帮助自己入睡。
睡不好，二十多位接受采访的ICU医护都这么说。
最初怀着“入场后就打败病毒”的心情，郑霞在大年三十（1月24日）这天抵达武汉金银潭医院。她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ICU主任医师，国内优秀的青年ICU医生。
入场金银潭ICU的第一天，郑霞独自走进病房。她首先处理了一个没有推镇定剂的插管患者，血氧饱和度差，人机对抗严重。“用点镇静药，再上升压药。”她对护士说。
护士告诉她，没有深静脉注射，只有外周注射。“那用间羟胺，”郑霞说。还没等到间羟胺，患者血压就掉得不行，郑霞只得换用最基本的大剂量补液去维持患者血压。
“你是值班医生么？”突然有护士问她。
“是的。”
“那边的患者血压掉了，休克了。”护士说。
另一个病房里，患者“酸得一塌糊涂”，体内PH值显示为6.9。
郑霞在两个病房之间来回小跑，这边血压弄稳了，那边纠酸怎么都没效果。
“几乎是崩盘，酸中毒太厉害，那天半夜人就没了。我回过头再看，其实他酸中毒应该很长时间了，但我一个人根本做不了那么多事，根本就是你想救他，但你救不回来。”
她没有帮手。在她到来之前，金银潭ICU只剩下两个本科室医生——另外三个病休。医院调来两个艾滋科的医生支援，两个人迷瞪而诚恳地说：“我们会开医嘱，但不会看（肺炎）病人。”护士更是稀缺，几乎是一个人当四个人用。更遑论金银潭的医护们已经坚持了二十多天，却频频面对救治无力、甚至一天去世五名患者的困境。
“之前我们搞重症的都没听说过金银潭，感觉很神秘。”桑岭在路途中幻想金银潭的模样，那大概是个窗明几净、设备周全的救治中心。
他是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的ICU副主任医师，钟南山团队成员，与郑霞同一天赴汉，两人共同接手金银潭南七楼的ICU病区。
事实上，金银潭的病房狭小昏暗，在疫情前期缺乏标准ICU应有的设备——连氧气都不够。这是一所远离武汉市区的传染病医院，有能力快速启动处置传染病的防护机制，但自身不足以面对接连涌入的危重症患者。
武汉的新冠肺炎危重症不断往金银潭转。ICU医生是抢救患者生命的最后一道关口。
但如果抢救的机会都不给他们呢？
多数患者送到金银潭时已是病程末期，甚至成了“半个死人”才往金银潭送。不仅在金银潭ICU，我们在武汉多个ICU病区都听到这样的过往：患者被按着心肺复苏过来；患者送来时已瞳孔散大；患者推进来时就是凉的……医生所能做的只有按照标准抢救半小时，然后开出一张死亡证明。
“患者送来已经不行了，这不是你的错。”有人试图宽慰桑岭。
“你觉得是谁的过错造成的冲击么？你面前死了好几个人，任何一个人看着都不太舒服。我见多了，承受力会好一些，但依然很不舒服。”桑岭说。
患者变成了数字。夜班医生在交班时告诉桑岭，昨晚又死去一个患者。桑岭没有见过他。
专家组坐在金银潭ICU里，决定申请更多援军对抗死神
郑霞和桑岭由卫健委医疗救治专家组点名指派到武汉。他们抵达前一周，专家组的三名成员杜斌、童朝晖和邱海波已在武汉焦头烂额了五天。
他们每天进金银潭的三个重症病区查房——其中两个是由普通病房临时改造而成。哪怕是国内最好的ICU医生，比如北京协和医院内科ICU主任杜斌，也会在武汉感到崩溃。
“最开始那几天，我去看了一个病人，病人血气检测二氧化碳一栏写的是XXX，这是到了测不出来的程度，没有数字了。二氧化碳潴留通常能通过调整呼吸机解决，我在床边调了一上午，等中午出病房时，二氧化碳显示大于115了。”
终于有数了，但115大大超过检测上限。
“我就觉得非常崩溃，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干的是什么，你干的效果到底是什么？”杜斌说。
在1月的武汉，你除了感到“崩溃”，还感到“无力”，哪怕你是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一个医生能在此次疫情中扮演的一种最重要的角色。
“刚开始有太多遗憾，太多了。”专家组成员、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副院长邱海波说，“你真的会觉得很无力很无助。”
除了金银潭病区，专家组也要巡查武汉其他医院。病房全满了，而病房外是每天几百甚至上千的门诊患者。他们或滞留在门诊大厅，或被迫回家。
“我们不知道有多少病人等着进ICU，不知道这些危重病人在病房外是不是就‘走掉了’。”邱海波说。他接到同学的电话，为垂危的父亲求一张金银潭的床位，却无计可施。
“很多病人你帮不了他。没有床位我们收不进来，有了床位也没有设备，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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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柔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