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面对灾难,作家的方式要持久、深沉、深刻
近日,作家梁鸿的最新小说《四象》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梁鸿最早以《出梁庄记》等非虚构作品征服无数读者,后来转身写虚构,著有《梁光正的光》《神圣家族》等小说作品。
小说《四象》以四个人组成的多声部独白为小说的框架,以灵魂叙事的手法,融合幻想与现实。四个人,四种面貌,他们的生平经历密切交织,串联起一段不同寻常的精神之旅。
作为小说家的梁鸿,并没有因为之前的纪实文体让她下笔拘束,相反,她的实证和认真反而让她的小说具有坚韧的质地。《花城》杂志编辑陈崇正认为,《四象》对于梁鸿来说应该是一次自我突破,“它更接近于一次带有先锋实验精神的飞翔。在小说中她尝试让死者说话,颇有胡安·鲁尔福《佩德罗·巴拉莫》的味道;同时又勾连历史和现实,并不会凌空虚蹈。”
关于这部看似天马行空,笔调奇特的小说,作家梁鸿说,她的写作初衷并不是要写一部魔幻现实主义的小说,她追求的是一种真实性。
关于小说《四象》的创作思路以及对当下全球疫情的思考,梁鸿接受了南都记者的采访。
访 谈
南都:这次你为什么会选择《易经》里的“四象”来阐释世界和作为小说的发展结构?有何用意?
梁鸿:其实一开始也没有想到《易经》,并没有想那么远,只是在写的时候构思了四个人:一个活着的人和三个不在世的人,他们在聊天。一开始我想写的是一个人的四个层面,后来在写作过程中,突然觉得这四个人合在一起就是一个独立而完整的世界,最起码在小说内部,这四个人的世界是完整的,也可以看作是一个世界。这时候才想到《易经》里面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四个人,每个人都有一个世界,同时又相互延伸出来,构成了一个大的世界万象,可能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两仪生四象”这样的意味吧。
想到这里我觉得挺兴奋的,因为在中国传统的语言里面,两仪、四象和八卦,这些词本身就是无穷延伸的,个体和整体的世界不断地关联,就像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觉得这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人的存在形态。
南都:为什么小说里出现梁庄和吴镇这样的地理背景?它和梁庄系列的关系是什么?如今,梁庄是一种现实关怀,抑或是作为一个符号存在?
梁鸿:你说得对,在这部小说里,梁庄只是一个大的背景,可能它也是一个虚拟的存在,一个象征性的存在,对我而言,梁庄是我比较熟悉的,可以说非常熟悉的元素,所以我就拿过来使用了。跟真实的梁庄经验并没有直接的对应和关联,但是,你说在一个文化逻辑内部,可能每个村庄都是有关联的。
南都:韩立挺、韩立阁、韩孝先、灵子四个人的独白式叙事视角,对作者和读者来说都具有一定的挑战性,能否具体说说写作中你克服了哪些难点?
梁鸿:刚开始写的时候并没有觉得它会多复杂,因为我自己当时非常兴奋,脑子里有个比较完整的构架,每个人物的状态都有了,但是当拿起笔的时候,探索语言的形态非常艰难。要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写?比如说孝先是个精神病人,墓中的三个人也是经过了久远的历史的摧毁,它里面有记忆,有混乱,也有一些非常模糊的片段式的自白,所以当作家真正拿起笔的时候,语言就成为一个首要解决的东西。
写作中,确立一种语言是最为艰难的,它可以说是整部小说的灵魂。所以在写《四象》的时候,语言本身给我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每个人的语言形态不太一样,孝先可能是带有点疯癫的,狂怒的语言,韩立阁可能就稍微古雅一些,他既是一个改革者,同时也是一个旧时代的人,带有一些决断的能量,他的语言略带古雅同时又有点独断……
我一直在琢磨的是语言,在修改的也是语言,必须非常投入,进入到人物灵魂的内部,才能琢磨出独属于一个人物的语言形态。写孝先的时候,比如“黑色的乌鸦”那一段,当时是前年春节,我一个人在北京,突然间觉得脑子里面闪现出了孝先,说得夸张一点,好像一下子被附体了,一刹那捕捉到了孝先的灵魂。我查过不少资料,其实精神病人的内心是非常活跃的,智力的活跃度,语言的活跃度是非常高的,仿佛他们的语言是四面八方都拿过来横向使用,所以孝先的语言极为丰富,也极富想象力,但是你不能说他没有逻辑,他沿着他的情绪的逻辑往前走,所以写作过程中我一直挺兴奋的。
另一个难点是结构。因为我选择的是人物自述的第一人称,必然会使小说的结构有些破碎。这是一个挺冒险的选择,因为它容易造成混乱,也很难去转折。好在最后呈现出来是挺顺畅的,因为它的内部逻辑还是一致的。
南都:这部小说以灵魂叙事的手法,融合幻想与现实,在小说的题材和内容上,《四象》是否你的一次自我突破?
梁鸿:我不想写一部魔幻现实主义的小说,说实话,在一开始决定要萌发这个题材的瞬间,真实感非常强烈,我就觉得墓地里有几个人在说话,他们和活着的人可以自由沟通。后来写的时候,我也是把这几个人视为一个真实的存在去写。当然,你必须处理一些细节问题,比如说怎么让孝先看见墓里的三个人。在我脑海里,我尽量避免去靠近那种所谓的魔幻现实主义标签,当然难免出现一些元素。所以我现在非常认同马尔克斯当年的说法,别人说他的《百年孤独》是魔幻现实主义,他说我写的并不是魔幻,我写的就是现实,当时也觉得他太狡猾了,完全是应付记者的一个有趣的说法。现在,感觉有些理解他了,他写的确实就是他心中的真实。
南都:一面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另一面是紧贴当下的社会事件,这样写有何用意?你如何处理小说中靠近现实的部分?
梁鸿:小说跟现实肯定有直接的关系,即便科幻小说也都是现实生活的某一部分。我说的这个现实不只是社会现实,也包括心理现实,文化现实和人性现实。我自己以为《四象》是一部现实题材的作品,但是,现实部分不是以直接的方式出现的。
南都:最近你是否思考过,在外部事件和灾难面前,作家该做些什么?今后会不会写一部疫情题材的纪实作品?
梁鸿:我想最近的每个作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要写吗?现在立马就写吗?面对这样一种全人类的灾难,它与我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它与我们这片土地的关系是什么?作为一个公民,一个正在经历灾难中的人,他的痛苦是一定要表达的,这样,对社会产生微妙的影响。但是,作为一个作家,也许未必立马就要去写。写作是相对滞后的,它需要不断琢磨,不断沉淀,要用一种更精到的笔去写。其实,从长远来看,我们今天阅读的《瘟疫年纪事》《鼠疫》,还有一些相关的学术著作,都是持续思考的结果。它长久地对人们精神产生影响。我想,这也是文学和思考的作用。
我这两天刚好在重读格雷厄姆·格林的《权利与荣耀》,一个逃难的神父逃向卑微的世俗生活,作者赋予了那些泥淖般的生活以重量和意义。当时,我写了一句话:“痛苦必须被赋予重量,生命才会得到真正的尊重。”怎么样给痛苦赋予重量?这是作家该琢磨的,单单去哭嚎,去呐喊,可能并不是一种持久的、深沉的、深刻的方式。也许疫情过去半年之后,人们都看似遗忘了,开开心心地上街吃饭,这个时候作家是不能遗忘的,他依然在不断地回忆,在不断地拒绝,这种打击可能要比普通人更为深远,更为沉重。对一个作家来说必须要这样,否则,你很难去书写这样巨大的社会事件,很难去把握它对于人的意义是什么,对于社会的意义是什么。
网络编辑:解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