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贝尔格莱德,追寻铁托留下的影像

那是1980年,“船长”去世了。之后的南斯拉夫,就好像颠簸着离开历史码头的邮轮,它歪斜着顶风而去。

就这样,这艘邮轮上的“乘客”眼中,先是栈桥在视线中消失,然后是周围的树木、山丘、房子,最后,整个家国都变成了记忆中海天之间的一道隐隐细线。

(本文首发于2020年5月7日《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杨嘉敏

从贝尔格莱德老城区看新城区的USCE塔,右边那栋曾经是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楼,曾被北约轰炸过。 (毛豆子/图)

2019年9月,我在“脸书”的短讯上给一个叫米拉·图拉莉奇(Mila Turajli)的塞尔维亚纪录片导演发了这样一条消息:

亲爱的米拉,

来自北加州的问候。我是一个旅行作者和影迷。我出生在上海,现居旧金山湾区。2011年,我在旧金山第54届国际电影节上观看了你执导的纪录片《电影主义》,这部影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样,电影里提到的前南斯拉夫电影制片厂阿瓦拉(Avala Film)也让我难以忘怀。

当我上周终于第一次来到贝尔格莱德,这个对我来说更像是在电影中存在的城市,我想知道的第一件事就是:“阿瓦拉电影厂还在吗?”非常幸运的是,就在我拜访贝尔格莱德的最后一天,我得以来到阿瓦拉电影厂。这对我来说,是梦想成真的一刻。我只想写信告诉你,我有多么喜欢你的作品。

事实上,你的纪录片让阿瓦拉电影厂成为我想访问贝尔格莱德的最重要原因!作为一个看着南斯拉夫二战游击战争片长大的中国孩子,这是一个非常特别和怀旧的原因,它让我想起和哥哥在一台九英寸大小的“英雄”牌黑白电视机前度过的那些荧幕时光。我们不厌其烦地对着台词:“你看,这些桥拱像什么?”“像……屁股。哦,像,臀部!上校先生……”我们还会戴着用报纸叠成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的三角帽,各自占据一个床头,躲在用枕头叠起来的“战壕”后,互相投掷用拖鞋做成的手榴弹,口中发出各种夸张的爆炸声响来消磨漫长的假日时光。

站在阿瓦拉电影厂的服装和道具仓库,那种悠远而模糊的童年热情转变成了眼前沧桑的具象,那种超现实的时空交错之感难以形容。感谢那些中世纪战士的盔甲、一战塞尔维亚士兵的靴子和二战游击队帽子上的尘埃,如果不是由此散发出尘封的味道,我恐怕自己在做梦呢。再次对你表示感谢,为你用心记录和保存的那些过往时光。

这是一个迟到了八年的致意。而这一次,图拉莉奇导演没有让我等待太长时间。四小时后,我收到了她温暖的回信,她为茫茫人海中的知音兴奋不已。

在阿瓦拉电影厂里,作者举着铁托家乡名字的铭牌。 (毛豆子供图/图)

东欧好莱坞

2011年5月2日,旧金山国际电影节,本·拉登被击毙的那天,我看完一部名叫《电影主义》的塞尔维亚纪录片导演的处女作。时年32岁的图拉莉奇导演带给电影节的。

1946年,当时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总理——铁托元帅建立了欧洲第二大电影厂阿瓦拉电影厂,他想在贝尔格莱德打造一个东欧好莱坞。这位政治强人除了要将南斯拉夫建设成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中最富裕的国家,也要在世界电影史为南斯拉夫留下独有的一页,那就是在这个经历了115场战役、被夷平44次的城市贝尔格莱德,开创一个新的电影类型:游击队战争片(Partisan Film)。

在我们片源有限的童年观影环境中,南斯拉夫电影在印象中,是所谓“打仗电影”的质量保证,只要扮演瓦尔特的巴塔·日沃伊诺维奇出现,那就是为战役的胜利预奏起胜利的凯歌,以至于年少的我产生如此错觉:二战就是这些游击队员们在“瓦尔特”的带领下打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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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刘小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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